论民族习惯法的渊源、价值与传承--以苗族、侗族习惯法为例

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内容丰富但形式上因民族而异,刑事习惯法占据重要内容.民族习惯法具有裁判、教育、调整价值,应当整合三种价值,传承民族习惯法之积极因素,构建新的民族法律文化,推进民族地区法治.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构建和谐社会

少数民族习惯法生于民间，源于禁忌和习惯，它代表和满足了一定地域、族群内人们的需要。作为历史文化遗留，习惯法有巨大的惯性力量，是实际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有效秩序和规范之一，因此，应充分发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源泉、认同、规范功能，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以回族社会为基础,有其功能发生的根据,但由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处于国家法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处于一种非主流文化状态,其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为规范功能,包括心理调适、行为导向、民族凝聚、秩序稳定、文化传承等功能;一为公共功能,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法治等领域。在现实条件下,回族伊斯兰习惯法功能中的反功能和非功能或不发生作用,或影响无足轻重。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习惯法”概念的追溯性推演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同国家制定法处于同等的地位,习惯法在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根据习惯法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业缘习惯法、民族习惯法、宗教习惯法五种。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对习惯法概念的探析需要通过对法的概念进行一个本源字义的追溯性考量和定位,发掘习惯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建设中国语境下的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大国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源流考略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既包括历代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法律调控及政策、民族政权制定的法律规范、无文字民族的习惯法等静态内容,又涵盖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与现代化等动态内容,是源于过去、融合现在、影响未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在三次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少数民族主动继受和吸纳中原法律文化的思想、制度和经验,并结合本民族特点作出变通与创新,为中华法系注入了活力。当下少数民族正逐渐由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走向现代的法治社会,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现代化不可避免。考察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的起源与流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瑶族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初探

瑶族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没有本民族文字。从法律学家的角度来观察,瑶族的历史似乎可以破解法律中的一个谜团:在没有文字的历史中,法律在瑶族社会中是怎样发生、演进、实施的?本文试图对瑶民的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作一初探,以期揭示无文字民族的法律发生和演进过程。　　瑶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瑶族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也没有立法和执法机构,统治王朝的法律法规,在瑶族地区因各种原因未能生效。因此,瑶族人民主要依靠社会习惯法(即原始法律或传统法律)来调节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     

少数民族文化在美术创作中的运用及意义——以红河州少数民族为例

少数民族美术创作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承担了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同时,塑造少数民族同胞形象,更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交流与团结等文化属性和社会义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有着独特地理位置、特殊历史文化以及13个少数民族的红河州,具有突出代表性的村寨文化、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从而使当地民族美术不断创作出形式多样和题材新颖的作品.     

北方渔猎民族服饰符号的教育价值解析

北方渔猎民族服饰符号是渔猎民族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经过长期实践创造、传承而来的独特服饰类型.其中蕴涵的萨满文化、地域文化和所表达的人生礼仪,对渔猎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增强民族认同感、培养民族审美意识、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因此,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背景下,保护与传承渔猎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价值及传承

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悠久并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类型繁多的节日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曾发挥多种不可替代的功能,新时期这些功能虽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爱国主义教育,增加旅游特色和亮点等多种现代价值.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节日文化同其他非物质文化一样面临消失的危险,主要是传承方式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如何充分发挥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经济效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进路与法制度建构

民族村寨文化是新一类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观大致可以归结为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情形,法本位溯源中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显露出前立法阶段难以自洽的三大困局。以法本位进路考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权利位阶问题、法律定位问题,指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权混合属性及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最后基于集体本位的思维基点,呈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的法制度建构。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论民族习惯法的生活伦理特性

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具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和伦理内涵,并表现出鲜明的生活伦理特性.主要体现在:与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相对应,民族善恶观念表现出生活化多元性;与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相吻合,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呈现出相对的封闭性;与民族习惯的法律化相联系,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丰富的道德生活属性.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     

论国际法下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的关系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获得广泛认可并形成体系于二战后,其原始含义是政治独立权.民族自决权的核心内容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与分离权没有关系;现行国际法表明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国家分离的情况;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不冲突,而分离有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国家对分离所产生的新国家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分离权的承认.以《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的“保留条款”为依据提出的救济分离理论,将分离视为人民结束压迫的最后救济措施,该学说既没有获得很强的理论支撑,也没有获得国家实践的支持,救济分离权尚未成为一项习惯权利.     

广西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研究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广西恭城县)的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习惯法体系,在物权归属和环境保护方面通过习惯法的形式确立了长山制度①,规定住所地附近的山林属于公产,归属集体,同时安排了具体保护措施,以这样的公共契约明确权属,保护林木,维持生态平衡.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权制度和环境治理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值得进行分析研究.     

广西壮族习惯法中的恢复性司法要素探析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全新的看待罪与罚的刑事理念,一种强调以"被害人——加害人"为中心构建刑事纠纷的调处机制.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及其调处机制的特点,笔者选取广西壮族民族习惯法作为比对样本,寻找其内在的恢复性要素,以探讨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以恢复性司法机制为借鉴,通过民族地区刑事特别立法、引入民族习惯法刑事和解机制及刑事民族习惯法查明机制三个层次的制度设计,来对壮乡少数民族习惯法介入刑事解纷领域的进路进行初步设计与构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