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准则和价值取向,包含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就伊斯兰教而言,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及其所倡导的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大量的相融相通之处,两者在思想内涵上十分契合,大量经训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十分一致。研究探讨伊斯兰教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于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仫佬族族称、族源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角度重新论证和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2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发展演变及“本土化”诠释

在历史上,哈萨克族是由古代欧亚草原上众多部落和部族及其后裔经过长期错综复杂的交往和融合形成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哈萨克族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最终由一个独立的民族演变成为地跨中俄两国的跨境民族。关于哈萨克族成为跨境民族之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的发展演变及本土化的探析,是近代哈萨克族宗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边疆文化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学术实践——李安宅宗教论述再探

20世纪30—40年代,边疆研究学者在抗战大背景下进行西部宗教调查和研究。在此情景下,李安宅不仅深入调查宗教,而且以宗教适应论、宗教体用论、族教分离论和宗教运用论等全面阐述其宗教理论,且直接将宗教论述所体现的文化理论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放在其论述的重要位置。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解区域文化协作、中华文化秩序、国家文化整合和国民意识培育中有重要的价值,因而跟中华民族国家建设息息相关。他的宗教论述贯通“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中华复合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表达的是用国家文化建设来营造超越血缘、宗教和群体的整体秩序,重塑具有个性、适应社会和国家需求的健全国民,陶铸全国的理想。如此,李安宅宗教论述的价值不仅在宗教和边疆研究有重要的贡献,更在边疆文化与国家建设方面有独特的思考。此外,基于宗教论述所拓展的区域文化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对宗教中国化具体路径、中华文化特性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方面仍然有启发意义。     

周平: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周平教授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对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具体来讲,从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讨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预设;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族际政治整合的时代线索;从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展开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反思;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谈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提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实践探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方面,主张将"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朝向"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力推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出发点及核心点。在边疆治理方面,提出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     

中国壮族与越南侬族的民族关系与交流

侬族来自广西的壮族地区.壮族与侬族的文化在诸多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壮族的汉化在进行,而由于受国境划分,中国王朝和汉族的影响没有直接波及侬族,因此侬族保留了更古老的习俗.尽管受国境划分,但两者间往来还持续着.虽然民族政策渗透而人们受国家的制约,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未必意识到国家,他们的生活圈很容易超越带有政治色彩的国境线.这种在人的生活世界中产生的国境的意义的问题,今后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

冲突与整合是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恒常旋律.回首过去,红极一时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及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民族冲突的恐怖魅影.举目现今,世人都在殷殷期冀和平,悉心守望难得的民族和解与共处.然而,不时复燃、间或新生的民族冲突总是在告诫人们:民族冲突是人类关系难以治愈的顽疾,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往往使族性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族群动员理论是揭示民族冲突缘何发生的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之一.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W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僳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与藏族交错而居,两个民族长期相互接触,由于族体规模上的差异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文化传播中主要表现为蒙古族对藏族文化的采借和适应,以致从外部特征似难将当地蒙古族从藏族中分辨出来。但细加考察,蒙古族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感仍然清晰可见。在融洽的民族关系中,蒙藏之间仍然保持着融而未合、和而未同的特点。     

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族际关系的和谐。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的核心是政治关系。多民族国家采取民主的方式处理族际政治关系,不仅是主权在民原则的自然引申,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题中之意,更是多民族国家创造各民族政治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倾向于承认和重视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制度保障,表现出族际政治民主化的趋势。本文试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代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政治民主化问题略做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重视民族关系的政治协调和制度完善。     

柔软的边界:一个回汉杂居村落的族际文化互惠

族际文化互惠是不同民族社会成员之间以大体对等的方式交换某种文化要素的行为过程,是双方对各自一部分文化权利或文化习俗的让渡。族际文化互惠属于平衡互惠,可分为精神主导型、实物主导型和混合型等不同类型。族际文化互惠的持续有助于营造民族亲和力,有利于弱化民族文化边界。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论国际法下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的关系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获得广泛认可并形成体系于二战后,其原始含义是政治独立权.民族自决权的核心内容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与分离权没有关系;现行国际法表明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国家分离的情况;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不冲突,而分离有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国家对分离所产生的新国家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分离权的承认.以《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的“保留条款”为依据提出的救济分离理论,将分离视为人民结束压迫的最后救济措施,该学说既没有获得很强的理论支撑,也没有获得国家实践的支持,救济分离权尚未成为一项习惯权利.     

城市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研究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必须深入考察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交往状况,从而发掘影响民族正常交往的隐性因子.在民族众多的西宁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仍然存在远近不等的民族心理距离,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及人们对他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同时这种现象也是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调适中的必然现象.当前,和谐与发展是多民族地区的主题,消除民族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加强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     

探寻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之“道”与“路”——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思考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但是这一学科的定位、学科的建设在学界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民族政治学不应该是将政治学的概念、范畴简单转换并套用于民族学,而是应该将民族理论的既有研究范式、成果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称呼更为确切。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从政治哲学角度,应该聚焦于民族政治文明等价值、理念,研究民族政治之“道”;从政治科学角度,应该聚焦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政策、方法,研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之“路”,总体上,应以“道”为本,“道”“路”结合。本文将以族格、民族政治身份、民族精神共同体等创新性概念做出示例性探讨。     

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基于桃源枫树回维村的调查

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是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以桃源枫树回维村为例,回顾了湖南维吾尔族不同历史时期族际通婚的状况,分析了族际通婚对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选择性创伤”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

族际关系①中的暴力冲突、人身伤害会对相关民族的后续交往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的伤害作为选择性创伤的心理重压,往往会抑制民族成员交往的态度和意愿。本文从族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在解读选择性创伤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增进宽容、取向和解的方式,改善、弥合受到影响的族际关系。     

论明代“塔尔寺六族”的形成与发展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自明代万历年间建立后,随着明朝“多封众建”政策和卫所制度的推行,“西宁十三族”成为明朝纳马番族;万历之后,随着西宁番僧纲司的建立,西宁十三族逐渐分化重组,最终成为塔尔寺的寺属部落,史称“塔尔寺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