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文化书写形态。通过解读四类实验文本(对话文本、话语文本、合作文本、超现实文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两个传统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首先,作者“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其次,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

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和"表述危机"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对"网络日志"与"民族志文本"在"谁在写-为什么写-在哪里写-用什么写-写什么"的系统性过程的描述,开始寻找"网络日志"成为"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所在--以"自我反射"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思想变迁等背景下以"我"为主体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民族志写作.     

海外民族志: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

面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费孝通晚年重提开展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一个以文化自觉为路径,在"各美其美"与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美人之美"与异文化对话来构建自身学术品格、拓展研究视界、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局面的学术研究过程。唯有强调文化自觉,我们方能在经验与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自我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拓展和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从而有效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教育民族志抒写反思

介绍了西方有关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发展历程,重点讨论了部分新近研究成果,认为这些成果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从民族志到工商民族志

民族志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为主体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人类行为,分析人类行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及文化体系的关系.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工商世界便成为工商民族志,而在市场营销中应用民族志的方法,将能够大大地提升企业的业绩,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增强营销绩效的方法.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及理论贡献,重点讨论民族志在工商世界的应用性问题,讨论民族志研究在企业文化或组织行为、消费者行为、民族、地区、国际性差异的应用及意义.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左江花山岩画铜鼓考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依然有未解的千年之谜。经对左江花山岩画中铜鼓的族属、类型、传承发展、文化功能等进行多角度考证,确认左江花山岩画所绘铜鼓为骆越人所有,其类型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东山型早期铜鼓;岩画中的铜鼓不仅是部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还是通天礼神、汇聚人心、指挥军阵、人神共娱的重要礼器、响器及乐器;东汉马援缴骆越铜鼓后,左江流域骆越后裔仍有用鼓、尚鼓的习俗,这是对左江花山岩画铜鼓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骆越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亦为铜鼓在这一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试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的族群书写和身份认同曾经有效地参与了对文学史的建构,本文从民族书写对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表述＂与被＂他者＂表述之间的悖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建构的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这样的脉络上思考少数民族书写在＂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生态移民研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生态移民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生态移民研究也开始兴起.目前学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对生态移民概念界定、效应及适应研究、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探索,文章试图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分类总结,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亟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对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有所参考和启示.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简论瑶族祭祀文化的特点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而又分布广泛的世界性少数民族.瑶族文化丰富多彩,祭祀文化是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瑶族区别于汉族、壮族、苗族、回族等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瑶族祭祀神灵和祖先程序规范有序,场面庄严肃穆,内容丰富多彩,活动精彩纷呈,歌舞齐全,热闹非凡,具有全民性、区域性、多样性、神秘性、传承性、愉悦性等特点.对于传承瑶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丰富中华文化宝库,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论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在教育教学中壮汉两种教学语言的具体结合方式.广西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经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等形态,其教育目标呈现出从汉语言文化教育→壮语言文化教育→培养壮汉兼通人才→开发双语教育多重功能的不同内涵及时代特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既受到语言环境变化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语言态度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良好格局.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研究,可以给我国民汉双语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民族习惯法的生活伦理特性

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具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和伦理内涵,并表现出鲜明的生活伦理特性.主要体现在:与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相对应,民族善恶观念表现出生活化多元性;与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相吻合,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呈现出相对的封闭性;与民族习惯的法律化相联系,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丰富的道德生活属性.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