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

小说化成为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文学文本和民族志具有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使小说民族志化也成为一种可能.本文将地方性小说<三水故事>放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分析探讨文学文本.中不经意的民族志书写特点,进而寻找文学文本的写作和民族志书写的共同之处,讨论小说民族志化的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如何从事人类学研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样本选择、民族 志文本、本土实践与学术对话以及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作者认为, 人类学再研究取向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