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构

近现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拓展,带来了国家主权边界的清晰化,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公共事业等国家力量在边境两侧的差异化实践。中越边境峒中镇段的经验表明,伴随有效的国家边疆建设介入边界地区,边民的国家意识逐渐被清晰化的边界和差异化的国家力量所形塑,边民在适应清晰化边界的过程中,国民身份与认同逐渐超越边民身份与认同。由此,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从物理边界到国民身份的双重型构。     

边境线上的认同与国家在场——以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国南疆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试图了解当下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在场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对其自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困境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而推演出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并且边境线之于边民的政治性意义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亦难以统合.边境线在强调维系国家认同的同时,割裂了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出现非法跨境以及国家的暂时退场.     

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

传统观点认为,滇越边疆民族地区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边民在族内跨国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族群认同远强于国家认同.事实上,滇越边民跨国通婚,并未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地域的改变使其既丧失越南国籍,又未取得合法的中国公民身份,社会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在熟悉环境中生活得更有脸面,跨境民族更加注重形塑和提升区域性社会身份,社会认同意识普遍强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     

开放、和谐与族群跨国互动——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为中心的讨论

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民跨国互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巩固,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族群跨国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与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中国边疆与跨国民族研究研讨会暨“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国家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2014年12月20日,中国边疆与跨国民族研究研讨会暨"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开题会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的方案设计、规划和实施进行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实证研究——基于滇越边境10个民族的调查问卷分析

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网络时代的共同性构建——以跨国语境中的球迷文化为例

人们何以成为共同体?当认同的边界跨越主权国家,在一个"他者"的场域下,认同何以被想象?跨国界球迷文化(transnational fandom)的兴起及其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实践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中,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能有效地将个人的行为与官方所推崇的价值观、道德期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即在看似"民族国家"这一主体缺位的条件下,跨国界球迷与国家、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值得更深入的评估和探究.本文将从"想象"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德迷(以网络贴吧"德国队吧"为主)进行人类学的分析,试图说明:"跨国界"研究并不能全然忽视"民族国家"这一要素,即经典的足球人类学理论将持续产生新的道德困境;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场域下的网络实践,自我与他者、尤其是与共同体间的互动过程将呈现一种新的关系型(relational)的变化.     

从祖坟离散与回归看国家与边民互动的实践——基于广西中越边境下其逐屯的田野调查

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下其逐屯存在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迁坟现象,即将曾经因特殊原因而葬于国外的中国边民的祖坟迁回国内。由此,下其逐人的祖坟经历了一次从离散到回归的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国家政权的有力统治和国家主权的边界规训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在场,一直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下其逐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广泛的能动选择。从国家与下其逐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可知,尽管国家权力对边民长期具有较为强大的统治力,但国家与边民整体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换言之,从国家与边民的互动关系看,“强国家”前提下良性互动的国家与边民关系始终居于历史主流地位。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

红水河源自云贵高原,所流经的广大岩溶区域,环境脆弱而敏感.清代前期,随着大量人口迁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壮、彝、布依等民族杂居,从事农业与矿业开发活动,致使这一区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上游地区的红土流失现象加剧,致使河水含沙量急剧增加,这是红水河名称得来的外在原因.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