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三重维度考察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生态文明观贯彻落实的组织载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理和"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与价值保障,同时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实现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能...     

生态化技术创新：民族经济生态化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背景下,民族经济生态化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生态化技术创新是实现民族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动力。生态化技术创新能够实现民族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引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生态化重构。生态化技术创新在民族地区发展现阶段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构建“产、学、研、政”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体系,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从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出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成为民族地区生态化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载体。     

把握宪法价值，推进政治文明－－纪念我国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 ,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 ,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也就是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文明是否进步的主要标志在于公民是否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特别体现在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和深度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 ,以宪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     

略论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只有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才能完善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过30多年的探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着诸如法条制定较缺乏连续性和条理性、立法存在诸多空白、法条与当地实际情况存在差距等问题。进入新时代,要充分结合当地实际,有效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填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空白;要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立法体系,完善立法程序;要强化当地人民的参与,深化立法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促进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为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背景下西藏产业生态化转型研究——以拉萨市为例

产业生态化转型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举措,也是西藏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必然选择。拉萨市打造高原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生态化转型,应当遵循建构“生态产业体系—空间布局体系—产业链条体系”生态化转型的逻辑框架和基本思路。在实施路径上,应推动高原现行产业体系生态化转型、重塑高原绿色生态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并全力打造辐射全区的高原绿色生态产业链条体系。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综合损失法的视角

生态补偿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保障。湖南民族地区占据中国半个绿心,既是我国生态保护脆弱地带,也是我国生态补偿投入重点区域。本文在综合归纳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上,剖析湖南民族地区现行生态补偿制度,从综合损失法的视角研究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和税收机制、设立专项生态补偿基金等方法进行生态补偿制度创新,丰富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内涵,也对其他地区生态补偿制度设立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已初步建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但是生态环境监察执法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举措是：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公益诉讼制度,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督察制度。     

问题与对策: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研究

民主政治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制度建设内容,而且也包括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然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建设面临着各少数民族成员民主制度、机制缺乏、民主意识淡薄以及注重宗教信仰、法治意识缺失。要培育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基础和条件,就不得不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主制度和机制,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是我国物种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当下生态环境发展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更是维系和保障整个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区域。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需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路径。民族地区需要构建全方位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大格局,构建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要构建和完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体系,就需要构建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核心的生态补偿机制体系,构建民族地区横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体系,构建民族地区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体系。要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提供司法服务,就需要建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预防性机制和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建立民族地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案件刑事民事责任统筹体系。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民族习惯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以贵州省支嘎布依族苗族彝族乡为例

本文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除魅,以法律多元为视角,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民族习惯法的文本内容、实践特征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的启示,运用规范分析、参与式观察与拓展个案研究,认为现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习惯法文本涉及矿产、林业、土地等资源保护与管理以及“整脏治乱”等内容,其实践特征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因地制宜性、作为手头库存知识的可操作性、与国家法的衔接性、违法制裁机构的专设性、对违约行为以经济制裁为主等.民族习惯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可用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马克思生态思想对民族旅游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有无生态思想已在中外学界掀起激烈论争,国内学者基本上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持肯定态度.人与自然辨证统一、人与自然对立导致生态异化,生态异化最终反映在生态危机上是其生态思想的基本意蕴.民族旅游在马克思生态思想视域下存在对民族旅游内涵认识模糊、对民族旅游活动潜藏生态危机认识不足两大误区.发展民族旅游要根植文化与自然的互动适应意识,制定民族旅游生态补偿相关法规.     

民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非遗"的价值新估 ——兼论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

国家认定的"非遗"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熔铸了民族智慧和经验的重要文化符号.河西宝卷是彰显"走廊文明"和河西民间生态的"非遗"形式之一,其文本含蕴了河西人民的关怀伦理和价值诉求;宝卷活动体现了河西人民传承中华经验的"自组织"形式.作为陶冶精神和滋养宗亲惯习的资源,作为河西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河西宝卷活动演绎了河西大地的民风、 民俗和文化仪式,积淀了济世立人的民间智慧.对河西宝卷这类"非遗"的保护不应仅以其经济实用性来决定保护的力度,还应侧重其对民众文化心理的滋养和理想预期的认同与肯定.     

生态移民研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生态移民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生态移民研究也开始兴起.目前学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对生态移民概念界定、效应及适应研究、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探索,文章试图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分类总结,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亟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对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有所参考和启示.     

毛南族生态移民文化变迁研究——以环江县堂八村S屯为例

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毛南族20多年来大量生态移民使多数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移民社区成为毛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单元。通过研究S屯个案透视其生态移民文化变迁及适应情况,对研究毛南族文化乃至移民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现实意义。     

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

生态资源在少数民族村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通过增权理论的内涵和实践分析,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探讨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民族村寨生态扶贫开发之中,促进村寨民众在个体、 人际、 经济、 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以期更好地实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