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社会史研究的是社会的历史,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一样,都是通史的组成部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也同样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范畴。不过,社会史既然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状况(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一门学科,那么它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有一些本学科具体的要求和特点。本文主要以中国近代社会史为例,简谈几个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本文认为,社会史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学的边缘学科;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史的断代史;中国近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由四大子系统构成,即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调节与控制,各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网络,从而架构起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此外,本文还就社会史与社会学、农民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社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史一直是辽金史研究者关注的领域。21世纪以来,学界的研究涉及社会阶层、社会风俗、家庭、婚姻、人口、社会控制等各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分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人口及社会控制三个方面,对辽金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作简要综述。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受中国社会史学会委托,由苏州大学主办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于1998年8月24日至27日在苏州召开。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的91名代表以及美国、日本、韩国、香港、澳门、台湾的23名代表共向大会提交论文92篇,专著5部。这是历届社会史年会提交论著数量最多的一次,显示了我国社会史研究的蓬勃生机和繁荣局面。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这一主题的确立体现了延续性、导向性和前瞻性。1986年以来我国社会史学界已先后举办了六届年会,历次会议的主题大致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社会史的理…     

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性格——在北京台湾同学会“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讲

知识分子是由社会和历史产生的,所以要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也必然要涉及到中国社会史,但中国社会史及其分期问题,自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又是众说纷纭。今天不是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或“成一家之言”,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把近代西潮东来以前的中国社会分为三个时期。     

论谶纬

<正> 谶纬是流行于西汉末和东汉的一股社会思潮.学者们多已指出了它的封建神学与迷信的性质,本文试图再从社会史的角度予以探讨.不为标新,惟以求是,敬请专家赐教!关于谶纬的意义和产生的时代,古今学者说法不一.从他们的论述看,谶纬的意义当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产生于三个时代.     

社会史学的进程与走向

在当代历史科学的百花园里,社会史学独秀一枝,成为最光彩照人的花卉。从1929年始,社会史学在西方就日渐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而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热潮。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学由“灰姑娘”变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后”。历史学领域内这一历史性变动不仅促使我们去积极开拓“社会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诱使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去探视这一史学“新方向”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趋向。自然,对于社会史学历程的科学审视,将给予我们开展社会史研究以更多的理性力量。     

深入研究与通俗表达:何兹全先生史学述略

何兹全先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魏晋封建说(汉魏封建说)",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其史学研究领域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和汉唐兵制研究。此外,还有中国文化史。何先生用力最多最深、研究成果甚大的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是其首创,也是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两翼: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其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问题的思考也是着实深刻。     

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体系问题

中国社会生活史一般被视为中国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缺乏对其内容体系进行理论探讨。实际上,中国社会生活史与中国社会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生活现象及其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其体系主要应包括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社会群体及其行为特征、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变迁、社会教育与社会交往、生活的态度与价值观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从社会实践还是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生活史都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受到重视。     

城市史

城市史性质城市史往往被人们解释为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但是,城市史的范围显然既小于社会史,又大于社会史。城市只是体现了社会总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史小于社会史;然而,城市史涉及到社会史范围之外的许多课题,所以,它又大于社会史。正是由于社     

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研究回顾

本文从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乡村经济、宗族与家庭、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十年来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认为 ,十年来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也由此开始呈现出文化转向的潮流,王笛的著作就是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传统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以及大众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都将会是社会史研究的大转型.新文化史与其称为社会文化史,不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是拓宽了社会史研究视野,二是对社会史研究中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三是带来了新史料观念,四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但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防范泛文化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占据了研究主流，研究时段大多停留在1949年前。中国的巨变，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日渐强大的国防和外交领域，更实实在在地反映在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多，但核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乔志强行龙８０年代以来，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发展的步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社会史研究者从探讨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入手，进而深入到对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等领...     

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晋水流域是作者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学术田野点,她不仅因晋祠而闻名,而且因清末民国时期晋祠镇名士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而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如何开展晋水流域的社会史研究,文章提出三个设问,即为什么是明清以来,为什么是以水为中心,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并对此逐一加以阐释,意在表明尽管晋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个案,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对"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一个有力实践。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2003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3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融合成为主流;二,区域经济比较研究得到加强;三,研究细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四,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     

心态史学视野下的唐代女装研究

心态史学在社会史领域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以唐代女装为例 ,从特殊的社会心理、皇室的胡人心态、女权意识的崛起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四个方面 ,阐述心理分析方法对于社会史研究积极的辅助意义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