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

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十六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世界公认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伟大作家之一。他一生写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创造了许多精采的诗剧。他的作品得到同代人以及后来许多权威评论家的赞扬。其中尤以对他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的评论最多。以往在我国他的喜剧和历史剧远不如悲剧那样得到重视,尤其是历史剧的研究更显少见。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安东尼悲剧的实质

《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后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柯勒律治称它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最优秀的一部”;他甚至认为这部剧作所显示出的巨大魅力简直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媲美。英国二十世纪莎评家 L.G.奈茨也认为该剧是莎士比亚“最复杂”、“最伟大”的剧作。《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之所以能够强烈地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创造了安东尼这个伟大人物的复杂而丰满的悲剧性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历史原野上的情感取向与审美选择——建国40年新编历史剧寻迹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题材的剧本,在我国古典戏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可称为历史剧者,居过半强”,“这些历史剧的题材范围之广泛,也是惊人的。它几乎包括我国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它表扬了可歌可泣的忠贞侠义的行为,也描画了贤士独行,文人逸事和勇敢而智慧的女性。”(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我国现代戏剧史上,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老一辈剧作家开创了我国新编历史话剧的新时代,使历史题材的剧作在新兴话剧领域一开始就生机勃发,颖姿动人。延安时期,新文艺工作者别开旧剧改造的新生面,为解决新时代、新观众与旧的传统戏曲的矛盾提供了成功改编历史戏的新范例。这一切,为新中国的历史剧创作积累     

论《李尔王》的哲理性

在莎土比亚的四大悲剧中,我认为《李尔王》是一部哲树性最强的悲剧.有哲理性的主题,有哲理性的情节结构,有哲理性的人物形象,也有哲理性的名言警句,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哲理悲剧.剧本快结束的时候,一个一个坏人倒下了,一个一个好人也倒下了.这些人物虽然都倒下了,然而悲剧所蕴籍的哲理,令人惊叹不止,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迪.     

试论悲剧《窦娥冤》

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并称为元代两大社会悲剧。近代评论家王国维在论及这两个剧本时,认为“即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媿色”。诚然,它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四大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可以并肩媲美,并且先于其三百多年,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赵氏孤儿》写战国时代晋国统治集团内的宫廷斗争;而《窦娥冤》写元朝统治下的人民悲惨命运。两剧虽然反映生活的角度不同,但都是元代社会现实的缩影。这里仅就《窦娥冤》谈几点粗浅看法。     

从悲剧的人到人的悲剧——解析爱德华·邦德笔下李尔形象的改写

爱德华·邦德的剧本《李尔》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李尔王》。在《李尔》中,无论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精神追求还是最终结局来看,邦德一改原著中李尔王这一高贵的、英雄式的悲剧主人公形象,塑造了丧失崇高性且受困于权力欲望的李尔。通过李尔王和李尔这两个悲剧主人公的比较可以发现,邦德的这种人物改写反映了西方战后思想语境影响下当代西方剧作家对悲剧人物和悲剧功能的重新定义。     

安东尼悲剧的实质

《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后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柯勒律治称它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最优秀的一部”;他甚至认为这部剧作所显示出的巨大魅力简直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媲美。英国二十世纪莎评家L.G.     

论卢卡契的文艺意识形态观

卢卡契的文艺意识形态观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述的总体论思想的产物,这种总体论思想一直延伸到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中。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观也是其文艺意识形态观的一种潜在性表述,但与其源出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总体论思想的文艺意识形态观之间存在着一丝裂隙,这缘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观对他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被人欺骗的“蠢狐狸”，金钱财富的牺牲品：李尔王、泰门、高老头人物悲剧比较探析

李尔王、泰门、高老头分别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中的主人公.这三个人物虽然形象各异,性格不同,但他们的悲剧命运以及产生悲剧的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却十分相似,很有必要加以探析.     

《李尔王》中的弄人和他的“跷跷板”

本文对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悲剧《李尔王》中弄人这“最神秘的人物”进行了探讨。作者评析了弄人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语言方式,并藉此论述了莎翁如何运用弄人“跷跷板”机制的独特视角和他那破碎的镜子般的语句揭示莎士比亚时代人与社会的诸多矛盾与冲突这个主题。文章从心理、道德、社会和人类情爱世界四个方面阐述了“跷跷板”机制所起的作用,从而强化了《李尔王》的主题。     

从《湘累》到《屈原》

屈原的悲剧形象,曾经两度出现在郭沫若的笔下。一九二○年写了独幕戏剧诗《湘累》,一九四二年又写了五幕话剧《屈原》。郭老一生,作剧二十(我把剧诗也算在里边),而获得这种一写再写之幸的历史人物,除了聂(?)姊弟(剧诗《棠棣之花》、话剧《聂(?)》、话剧《棠棣之花》),也只有诗人屈原了。《湘累》是五四时期诗名远播的《女神》中的一篇剧诗,《屈原》是他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的压卷之作,创作时间相距二十余年。那么多年以后旧题新作,自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想就两篇作品从悲剧的诗到诗的悲剧,作一些探索。     

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及其时间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陈则光同志写的《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一文,对我国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的早期历史剧《赛金花》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在如何评价《赛金花》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最后说:“《赛金花》是他的第一个剧本……”,这一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并非是《赛金花》。夏衍的七幕历史剧《赛金花》最初发表在由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号上(民国二十五年,《文学》第六卷第四号),署名夏衍。这是夏衍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原名沈端先)发表剧作,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赛金花》就是     

略论丁野鹤的戏曲创作

丁野鹤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戏曲家、小说家,堪称全才的文学人物。曾创作过“传奇十三种”,但存世者只有四种。以历史剧《表忠记》最精彩。塑造了杨继盛这个与权奸斗争的英雄形象,大大超过了同题材的《鸣凤记》;他的爱情剧《西湖扇》,是借宋金之战乱,写明清变革时的真人真事。“以一扇为纽带,以二诗为线索”,移花接木,构思巧妙,故事曲折,情节动人。《赤松游》剧表现了作者“功成身退”“消极避世”的思想,《化人游》是作者逃避现实之作,应该说是符合作者后期思想感情的。他不愧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有文才的两代文学家。     

论小福子的悲剧形象及其在老舍美学思想中的地位

一小福子是带着老舍对真善美的探索和追寻的美学理想走进《骆驼祥子》的人物画廊的。她是作家理想中的一个悲剧形象。小福子形象的创造充分显示了老舍以严肃、沉郁、悲怆为主要特征的悲剧美学风格,并与整个作品一起标志着他前期悲剧美学思想的臻至成熟。悲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老舍认为悲剧“主要的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与时代的不能合拍”,“描写人物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在他看来,悲剧主要是表现人的命运,即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冲突,而人物“与环境与时代的不能合拍”,这是酿成悲剧的根源。他的悲剧作品中的人物总是置于这种矛盾冲突之中,以充分展示人物的善良品格和欲求,并使之与环境交搏而最终归于失败的悲剧命运。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     

基于语料库的《李尔王》三译本欧化现象比较研究

《李尔王》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不同时代的多名译者曾以不同的语体风格将其呈现给中文读者。本文选取梁实秋、朱生豪和彭镜禧三位译者的译本,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为主进行比较研究,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考察其中的欧化现象,旨在探寻更加适合当代中文读者的《李尔王》译本,进而促进莎剧这一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从《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的王权思想

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剧作家和思想家,王权思想是他主要的政治思想。一提到他的历史剧,人们就免不了谈到他的王权思想,但是一接触到他的悲剧,从《哈姆莱特》(以下简称《哈》剧)起,许多人便只是空谈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不再顾及到他的人文主义的具体的政治内容。 就此,本文从《哈》剧入手,对莎氏的王权思想试作一番剖析。     

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

郭沫若的剧论是他自身剧作的理论概括和理论依据,而他的剧作则是他的剧论所由产生的材料基础和指导对象。从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看,他的剧作的性质也就能够反映出他的剧论的性质。 作为剧作家和剧论家,郭沫若的剧论往往是以总结剧作经验的形态出现的,但由于感性经验中蕴藏有理性认识的因素,而他本人又着意于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便使他以剧作经验总结形态出现的剧论具有理论概括的性质。但是,郭沫若剧论总结和指导的对象是他的历史剧,其中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因此,就性质来看,他的剧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剧理论而是历史悲剧理论。而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理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悲剧理论的扬弃和对我国古典悲剧优秀传统的继承。下面,即试就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作一些考察。     

试评《桃花扇》中的侯方域

(一) 戏剧人物不同于历史人物我国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提出过一整套戏剧理论。他认为戏剧应该像《春秋》那样寓褒贬别善恶,像《左传》《国语》《史记》那样用笔行文。他谈到《桃花扇》处理历史题材的原则时还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总之,孔尚任不仅主张历史剧要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且强调剧中的人物和主要情节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只是在次要情节或细节上可以作一些渲染,但也不能离开史实凭空虚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的创作实践,有时与上述理论一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