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内涵逻辑与政策建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是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不优,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薄弱、能力不足的瓶颈,也有极端天气频发、突发事件增多,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矛盾突出,支持政策的协调性、精准性有待加强等诸多问题,对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藏粮于地”关键在地,核心是产能;“藏粮于技”关键在技,核心是种业。为此,应坚持用养结合,夯实耕地基础地力;坚持目标导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坚持精准施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藏粮于技”战略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取向

“藏粮于技”是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总体服务于粮食安全,经历了以粮食增产、增产提质、增产增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三个阶段。“藏粮于技”战略是马克思农业技术思想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是内嵌于不同时代制度框架下的技术创新,丰富了粮食安全实践形式。“藏粮于技”面临技术体系转型、权责框架优化、人才结构更新等新的发展议题。未来要厚筑粮食根基,革新技术体系;统筹顶层设计,压实党政责任;挖掘人才活水,激发内生动力,以实现“藏粮于技”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产业融合发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或用于“非农”建设。耕地“非粮化”原因多样,生产者层面包括粮食作物收益较低、土地流转租金逐步提高、农民从事“非农”行业机会增多;消费者层面包括饮食结构变化、休闲需求增强;政府层面包括执行政策的认知偏差、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补贴政策有待优化。建议采取以下对策防止耕地“非粮化”:优化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严格耕地管理,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完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种植收益;树立科学理念,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充分有效利用水资源保障“藏粮于地”战略定位

水在粮食作物生长中既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又关系到粮食生产投入、产出乃至粮食安全,近年来,水关联的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得到各界高度关注。本研究侧重于分析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面临的难题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水资源利用对策。主要研究结论是,粮食生产因“水”面临的多重风险,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禀赋存在着时空不匹配、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不高、灌溉水压力对粮食生产产生冲击。因此构建粮食生产节水利用机制至关重要,本研究针对粮食生产节水利用上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水资源有效利用保障“藏粮于地”的对策框架,包括强化农田水利建设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推广节水利用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渐进与突破：路径依赖视角下“大包干”制度创新的双重面相研究

学界对“大包干”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从突破性、偶发性的角度来阐述“大包干”的制度创新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制度变迁的渐进性面相,应将“大包干”视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渐进性过程中的突破性环节。首先,通过整理凤阳县至区、社、队等四级相关档案文献,重新梳理和再现凤阳“大包干”试错的过程与细节。其次,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考察家庭经营的历史韧性面相和公社体制下的多次回归。再次,从农业生产中自然与经济规律地位的重新确立来论述理性回归的“理性”层面。研究认为,应将“大包干”的突破性意义界定为渐进性探索基础之上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包干”的发生正是遵循路径依赖逻辑展开,是对家庭经营这一传统非正式制度的理性回归。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秦汉“比地于伍”及其制度机理的变迁

使百姓"比地于伍"乃秦汉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秦及西汉前期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体自我意识的泛化使其有罪相举的制度机理有效运作。西汉中期后,其制度性外壳依旧,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儒家理念的影响,从实践层面上看",比地于伍"的作用机理在悄然发生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路径依赖及对策

由于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各地积极探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停留在地方分割、低统筹层次上,制度＂碎片化＂趋势严重。＂碎片化＂社保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制度变迁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克服原有制度路径依赖,我们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发挥政府财政配置作用。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从粮价波动谈中国的粮食安全及耕地保护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资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近年来,粮价不断上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粮食需求总量却随着人口数量上升持续增长,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本文简述了我国粮食生产状况,探讨了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分析了粮食安全存在的隐忧,论述了粮价波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三者的内在联系,最后提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应有的举措。     

基于粮食安全的重庆市耕地保护

耕地资源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文中通过对1997—2005年重庆市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产量以2001年为分界点出现逐年减产和增产的现象,并提出基于粮食安全的重庆市耕地保护对策。     

我国第三部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程。这三个阶段的逐渐演进可以理解为一场制度变迁,是在制度环境不断变化下形成的新的制度均衡。在我国第三部门的制度变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延缓了我国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因此,针对路径依赖中的制约因素有选择地进行路径创新,可以有力地推进我国第三部门的制度变迁进程,为第三部门的发展营造更有利的环境。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具有战略意义。土地流转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土地流转在提高粮食单产、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抛荒地的复耕等方面对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乱用耕地、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等问题又对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必须审慎推进河南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确保粮食安全。     

论循环经济的路径依赖及其法律安排

循环经济无论是作为废品回收,还是作为生态经济都要以经济为本,则效率革命和技术革命就成为循环经济的根本性路径依赖。法律对循环经济的推动必须从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制度的安排入手。政府是循环经济的外生变量,必须为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制度的效率提供基础性制度空间。     

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组织结构变革是组织管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形成与突破涉及不同层面的众多因素,现有研究中缺乏将组织微观动力机制与组织结构变革进行整体分析的视角。但研究发现,组织结构系统内生地蕴含着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的特性。组织内部因组织结构惰性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具有两面性。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变革领导者必须认识到路径依赖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通过组织学习,突破行为惯性和管理认知惯性,充分发挥路径创造和路径突破方面的能动性,"有意识地偏离"组织原有的路径,积极进行路径突破和创造。     

锁定与解锁：地方政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强化制度执行力方面形成了既定的路径依赖,包括领导驱动式执行模式、事件推动式执行模式、运动推动式执行模式、形象工程式执行模式。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执行力。因此,寻找“解锁”与路径创新成为必要,而有效实现“解锁”的关键在于促进主体的有意识地偏离现有路径的行动。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1978—2008年间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力求揭示各因素的影响路径及相互作用,为我国更好地开展耕地保护工作提供借鉴。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时间段内,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主导因素不同;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在某段时间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内外因联动机制,强化或削弱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效果。现阶段提高耕地利用和保护的比较效益,使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民在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得到经济实惠,是完善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提升耕地保护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方向。     

黄土高原地区的可能退耕规模及其减产效应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举措。如何在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过程中保障粮食自给,是恢复全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该文根据土地利用详查与实地调查资料,利用多目标规划模型与退耕压力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退耕的可能规模及其粮食减产效应。研究认为：在保证人均耕地0.1 hm²前提下,黄土高原地区退耕面积可达236.46×10⁴ hm²,占现有耕地的1/5强;对应的粮食减产量为195.26×10⁴t,是1996—2000年平均粮食产量的12.69%;全区基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退耕压力指数达0.20,晋陕甘黄土丘陵沟壑台塬区是退耕压力最大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