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通寺小考

元代于佛教多有尊崇,京城梵刹林立,今北京广通寺,元代称法王寺,明清时期的文献和流传至今的碑文中多有记载.法王寺建于元朝初年,明代改称广通寺,明正统年间、嘉靖年间和清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多次重修.广通寺曾是文物璀璨、高僧辈出的名刹,如今只有少数遗物存世.     

普陀山抗倭石刻小考

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明清史研究生于1984年4月间赴舟山群岛普陀山参观考察,在该岛东南角著名古迹潮音洞旁,看到了一块抗倭记功刻石,上刻二十八个碗口大小的字迹: 明嘉靖癸丑季秋,副使李文进、参将俞大酋,都司刘恩致督兵灭倭于此。嘉靖癸丑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季秋为九月,距今已有四百三十二年。这是明军在普陀山一举歼灭来犯倭寇的历史记录。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

汤显祖,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四岁中进士。后任南京太常博土的闲官。他秉性耿直,蔑视权贵。     

帝王庙的祭祀规模

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北侧的历代帝王庙．是我国现存惟一的祭祀中华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明清皇家庙宇．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历史见证。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距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清政权入主北京之后，对其进行了改建和重修，并继续沿用，成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历代帝王和功臣名将的地方。从明嘉靖年代至清末。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武科的存废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

(一) 武科的设立可上溯至汉武帝时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者。唐武则天时送习武之人习于兵部,玄宗时诏试武举人,建太公庙,置武学。唐宋以后,文武两科相沿至明清。初制,武科举远不如文科举详繁,明世宗嘉靖年间始有会试,崇祯时制度缜密详明如文科。清承明制,顺治初年,武科同文科一样被确定为清朝定制。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随劄

今日所能见到最早的《宁德县志》刊本为嘉靖十七年(1538)版.明嘉靖时有54个县,早于嘉靖十七年的县志只有13种.自嘉靖丙辰(1556)迄癸亥(1563)八年间,“倭寇”四次以上攻陷宁德县城,县志板毁书亡,万历版《宁德县志序》已称“迨遭辛酉之变而是刻悉付祝融氏矣”.实际上,整个闽东包括古田、福安、连江、罗源以至福清、永泰、闽清诸县都没有留下嘉靖版县志,明版宁德志居然能被宁波天一阁保存至今,实在非常难得.但此志椠刻比较粗糙,漫漶缺损之处颇多,幸有同年刊刻的《福宁州志》残本可以取校.     

古代云南民俗研究史略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巫史结合,史俗并载的传统.并提出云南民俗由远古至明嘉靖年间,杂揉于巫术宗教活动之内,且载于史事记述中;明嘉靖年间的杨慎开始了云南民俗的采录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民俗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古晋昌城考

“晋昌城”,明清以来的一些《水经注》刻本都讹作“晋昌川”;例如明嘉靖年间黄省曾刊本,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吴琯刊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谋玮的《水经注笺》等;至于清代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及王国维之《水经注校》中于此也未作订正。根据清代一些考据家们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的考订,认为“川”乃是“城”字之讹。王先谦作《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作《水经注疏》,二书中都采纳了全、赵,戴三氏的考订结果,这样,     

福建市舶司废于嘉靖六年吗?

陈支平同志《嘉靖年间闽、浙市舶司废置时间考》(载《厦门大学学报》八一年增刊),依据《明世宗实录》资料,指出了《明史》有关记载浙、闽市舶司停罢于嘉靖元年或嘉靖二年的错误。该文依据谈迁《国榷》卷五三“(嘉靖六年十月)壬子,裁浙江市舶司”之记载,做出了闽、浙二市舶司皆停罢于嘉靖六年的结论。嘉靖时期,福建市舶司是否因浙江市舶司出现倭患问题而罢废,颇有怀疑之处。按照规定,福建市舶司主管琉球朝贡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

庆阳在明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七种府志,这些府志是各个时期庆阳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由于保存不当,大多数已经失传,今天可以见到的只有嘉靖本、顺治本和乾隆本。这七种《庆阳府志》性质的志书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个构成部分,但长时间以来却不为方志研究者所知。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志书的发展历程,丰富中国方志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古文苑》叙录补遗

此次补遗元明以来的《古文苑》叙录共计34种,元代1种,明代8种,清代21种,民国4种,以清代居多。这34种叙录主要分布在方志、目录、经籍、类书、谱牒和总集等明清典籍中。方志主要集中在《古文苑》21卷本的注释者南宋章樵的家乡,即现在浙江省昌化县及相邻区域。目录和经籍有9种,也以清代为主。相比之下,谱牒和总集种类则较少。加之《古文苑论稿》已经搜集的59种题跋,目前搜集的《古文苑》各种叙录共有93种。     

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

清初南京周氏醉阱堂与李渔芥子园合作并先后刊刻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首次以出版物形式将明末散在性提出的“四大奇书”以系列丛书付诸刊刻,真正推动“四大奇书”小说文本的定型和各自所代表的小说流派形成,最终促进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评点“金圣叹一派”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系列评点和刊刻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发愤立言”的工具,其评点已超出以往文学评点与阅读的范畴,而具有政治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桂中行与《徐州诗徵》考论

徐州知府桂中行治徐12年,于清光绪十三年主持编纂了徐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徐州诗徵》,凡收录明代隆庆至清光绪300余年间徐州8邑255位诗人的1723首诗作。《徐州诗徵》将“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相结合,不拘身份广收徐州诗人诗作,按诗人所属邑县和生活年代编排,并专门为所收录诗人撰写“小传”。《徐州诗徵》不仅收录了许多自然灾害、战争祸乱、山水田园、羁旅宦游、交游酬唱、咏史怀古等题材内容的诗歌,而且保存了大量徐州地方历史文献和徐州地方书目文献,对研究徐州古代诗歌乃至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论汉语使役形式向被动形式的转化

现代汉语存在被动形式和使役形式使用一个语法标记的现象。通过对两者的完整形式"(S1)+P+S2+VP+(N)"结构发展过程的探讨,能够了解到这种结构可以表示使役和被动用法的原因。使役形式向被动形式的转化有三种途径,分别与致使义、忍让义、受事主语句有关。其中,致使义的产生是非常关键的,在明清时期产生了大量同时兼有致使义和被动义的用法,说明致使义是使役义向被动义转化的主要中转站。但致使义并不是必然会向被动义转化,唐宋时期"教"、"使"就有了大量的致使义,但是兼有被动义的用法却很少。明清时期才大量出现兼有两种含义,并且南北方使用上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不同,说明致使义产生被动义受地域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确实是受到元代蒙古语以及清代满语这两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     

女性的抒写与企望──商景兰的文学活动与女性意识

明末清初女诗人商景兰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除了与祁彪佳才子佳人式的幸福婚姻之外,其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即是创立了以她为中心的女性诗歌创作群。她通过诗歌吟咏人生,抒写情志,在家族男女之间相互唱和。商景兰的文学追求无疑更增强了她的人生价值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提升了她的人生境界,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及文学追求,使她能够在才女如林的明清女诗人中占得重要一席,亦可为我们研究明末清初女性文学活动提供个案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