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启蒙人类学

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是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文献。在其中,赫尔德通过批驳苏斯米希、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阐明了自己建立在"思虑"和"听觉"等关键概念之上的人类自然状态论。基于这种感性的语言起源论,赫尔德判定,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一种"自我教育"的现代观念也能够在此获得人类学上的逻辑奠基。赫尔德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试析赫尔德走向历史哲学的契机

本文对德国十八世纪重要的思想家赫尔德从早年的美学和文学研究转向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在思想契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早年的赫尔德兴趣主要在于文学与语言批评,后来他却将主要思考放在历史哲学之上。笔者认为,促成赫尔德研究转向的思想契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分析的方法＂;二是整个赫尔德的思考预设为背景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论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总体把握,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的自由、“个人的自主活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多个维度。这些不同的维度可以总结为两个层面：哲学人类学视域的人类自由和作为历史范畴的人类自由。马克思在评价历史进程时所采用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他在哲学人类学中所阐述的自由概念,哲学人类学的维度侧重于自我实现,历史范畴的维度侧重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赫尔德与德国启蒙主义美学

赫尔德是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前我国美学界由于种种原因 ,主要是原始资料掌握不够 ,对他的美学思想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赫尔德的美学思想不仅对康德美学是个直接的批判 ,而且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应该是由狄德罗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美学的一个重要转折 ,从而他也使德国启蒙主义美学有了更深沉的开拓和进展 ,使得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从德国传播到欧洲各国 ,掀起了一场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狂飚突进运动 ,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的发展 ,也是黑格尔的辩证观点美学的一个先驱     

巴赫金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艺学、美学研究都是围绕着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的 ,“接近于哲学人类学”。他关心“人作为一个存在者在存在中的存在状态” ,把人的问题作为他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     

因果、目的与历史——对克罗齐历史哲学一个侧面的考察

在克罗齐看来,历史与哲学是同一的。他从精神一元论和“内在论”出发,坚决拒斥以“二元论”和“超越论”为特征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人们一旦以精神活动创造了历史,就已经最深入而真切地理解了历史,所谓因果关联和终极目的就只能是不必要的赘疣。克罗齐对人类历史中思想因素的强调,他的内在目的观,有一定合理性,但更多的则显示出他思想的偏狭     

散论自然美

一、“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关于自然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人化的自然界”,一个叫作“人类学的自然界”。对于“人化的自然界”,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人类学的自然界”这个概念似乎还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什么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呢?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人类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是从自然界分化出     

散论自然美

一、“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关于自然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人化的自然界”,一个叫作“人类学的自然界”。对于“人化的自然界”,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人类学的自然界”这个概念似乎还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什么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呢?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是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其中一些基本原理，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三本代表性论著的主要观点作简要评述，指出他们否定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同时企图用马克思使用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来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作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和性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古哲学中的人类学内容

一 中国古哲学可以是现代人类学的前驱吗? 人的问题,因一言难尽而永恒。可以为此作一注脚的,就是现代人类学的所有分支几乎都有其古代渊源。如宗教人类学溯源于《旧约》和《新约》,理性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在古希腊哲学中曾寻到它最早的表现,等等。这一切就因为“人不象其他生物那样简单地存在着,他要寻根究底地询问并解释他自己。”因此,人类学家兰德曼说:“人类学是由哲学史来完成的。”     

纪录片的文化批评与对影视人类学的重新认识——从电视文献片《发现卓尼》制作前后获得的启发

影视人类学片，也叫民族志电影，是纪录片种类中历史较悠久者，早期西方纪录片中，影视人类学片占有较大比重。但纪录片的文化批评功能，在早期人类学理论的环境下，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随着大众媒体商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解释人类学”理论的出现，影视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相应了的变化。在新的媒体文化环境下，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批评性功能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归宿

如康德晚年所示 ,人类学为其哲学之最终归宿 ,以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因而从人类学视域解读批判哲学实为高屋建瓴的方法 ,会大大拓展批判哲学的价值意蕴。而对批判哲学的人类学视域的剖析表明 ,批判哲学应被视为广义的 (哲学 )人类学体系的一个部分 ,它是从先验论上论证了“人何以可能为人 ?”乃在于 :人是能够自己造就自己并造就自然的“目的”本身     

论孔多塞的历史哲学思想

孔多塞是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为奠定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作出了贡献 ,并且试图提出贯通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原则 ,以建立一种严密精确的历史学。他的这些历史哲学思想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美感理论的再评价——兼与计永佑同志商榷

普列汉诺夫在美学领域也象他在哲学、经济学等方面一样,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美学领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对大量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原始艺术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艺术的起源和人类审美意识的本质等美学理论中的难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他不是一般地重复“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是指出人类的艺术和审美领域中“社会存在”是怎样决定“社会意识”的。他提出了劳动先     

工具本体论: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阿基里腱——兼析李泽厚实践哲学种群论视角的缺失与问题

李泽厚是实践美学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学者,因此,对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检讨将围绕李泽厚而展开.关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李泽厚已经在很多地方说过,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他也称之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践”是李泽厚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而“实践”原初的也是核心的内涵,在他那里指的就是人类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即物质劳动.因为突出地强调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进而在人类整个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质就是人类学工具本体论.工具本体论哲学不是全面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合适理论,尤其是对种群生产在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地位的无视,使其存在严重的理论偏误.如果李泽厚的实践哲学补上另一条腿——种群生产本原论,他的理论大厦也许要稳固安全得多.而在逻辑上,这是完全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这样做了,在他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表述里,实践概念本身就包含有种群生产的内涵,只要回归这个最终表述,实践哲学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弥补这个缺失.     

从启蒙先声到传统复归——简论戊戌维新文化选择的教训

不仅“五四”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启蒙的里程碑,戊戌维新运动作为文化比较和选择的浪潮,也是中国近代启蒙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说,“五四”以其战斗的姿态,通过提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反对中学提倡西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全面亮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标志了这种近代启蒙走向高潮的话,那么,戊戌变法时期的志士仁人则以其刚刚学来的西学为武器,率先向传统发起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实开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声。戊戌文化选择确是前代诸如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等所无法比拟的。太平天国虽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孔子圣曲,但它不仅通过借助宗教的“皇上帝”,更因为它利用这种宗教观念向传统发起     

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文化与自然视角的内在张力？——论萨林斯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话的理论意义

从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可以看出,萨林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文化的和自然的两个环节,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后一个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化,这个环节限制了其担当宏大文化理论或历史哲学之责。从更广泛的理论背景看,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长期存在着的对“实践”的二重解读并行不悖,而他以人类学实践例证了那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继续是当代人类学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一跃成为显性的,并且含蓄地成为以意义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同路人。萨林斯从人类学背景出发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严肃而极富价值的案例。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