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唐僧弘秀集》除日本江户刻本为3卷外,我国历代著录、版刻皆10卷。南宋书棚本为后世一切版本之祖本。明黄鲁曾刻本与书棚本文字接近。沈春泽在常熟时先据何季穆藏抄本刻成秋雪堂本,后将版片携至白门校改后重印。毛晋刻本底本或为秋雪堂本。毛?在其父毛晋刻本的基础上,参校宋本重刻。四库本即源于毛?刻本。另有香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藏明刻本,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日本国会藏江户刻本传世。     

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兹堂系版本补板文字来源考

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兹堂系版本,包括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或称无牌记本)、皋鹤草堂本,它们与苹华堂本同版。而在在兹堂系版本中,存在补刻和补板的情况,分列于第61回和第67、89、93、97、100回中,其补刻和补板文字与苹华堂本相异。其中第61回第二十一叶上半文字,有部分在兹堂本、乙亥本、皋鹤草堂本补刻,所补文字,与上下文内容不相衔接,应为臆补。第67回第三、四叶,在兹堂系版本为补板,其板框较原在兹堂系版本要小,且板心有单黑鱼尾,所刻文字多与本衙藏本、崇经堂本、玩花书屋藏本同。其余第89、93、97、100回的多叶补板,通过比较,在兹堂系版本所补板片文字、繁简体写法、叠字符号的使用,亦多与本衙藏本、崇经堂本、玩花书屋藏本相同,特别与崇经堂本最为接近。所以在兹堂系版本,所补板的文字来源,可能就来自于较为晚出的崇经堂本这一类的本子。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旧唐书》的修订与研究

《旧唐书》二百卷,题名五代晋刘昫撰,原名《唐书》,自欧宋《新唐书》出,始有《旧唐书》之称。这书好的刻本很少,据我们现在所知有:一、百纳本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本(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见该馆善本书目),缺卷以明嘉靖间闻人诠覆宋本配补。这算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了。二、乾隆四年刻的殿版二十四史本和道光二十三年刻成的岑建功刊本,附有《旧唐书逸文》十二卷。除殿本外,岑本、闻本同出于宋     

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版本考略

由张竹坡评点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即张评本),其版本较多。区分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总论《金瓶梅寓意说》末尾多出一段227字的大连本、梨花本、张藏本;二是总论中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两篇、且较为早期的版本为吉大本、首图本等;三是各回中未刊入回前评的苹华堂本、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或称无牌记本)、皋鹤草堂本、梨花本、首图本也无回前评。文中主要对比大连本、苹华堂本,并参考其它各版本的正文、批语,以及一些特例,分析比较各本的差异。梨花本与大连本同版(或是翻刻),批语最多;张藏本、吉大本、首图本(与吉大本同版)、苹华堂本其正文和批语极为相近;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皋鹤草堂本,不仅与苹华堂本同版,还有补板或补刻的情况。大连本与苹华堂本,错误都较多,且有各自独出的正文和批语。据此可以判断,大连本与苹华堂本之间,没有承传关系,且都非张竹坡的初刻本。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吴师道乃元代颇有成就的大学者,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且于文学亦有造诣.可惜历来很少有人涉及,其文集后世流传不广,影响了吴师道的学术价值.本文对<吴礼部文集>的版本源流作出考述,釐清其系统,认为<吴礼部文集>有四个版本系统.是书元刻本,乃世间仅存者,本有脱叶,今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乃后世诸多钞本之祖本.流传颇广者,乃王士稹写本.明棉纸蓝格写本,与元刻本不同,出自原稿,竟体完整,又以吴氏所藏家稿校定,又经傅增湘校勘,不独在各钞本之上,抑更在元刻之上,今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全元文>第三四册收录吴师道文十七卷,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礼部集>为底本,未能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不完善.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历代周敦颐文集的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

周敦颐文集的编纂始于南宋,至明代形成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形式多样,版本繁复。已知宋代至少编刻有七种,元代一种,其中宋刻十二卷本内容丰富,至今仍存。明清两朝则不下三十种,分属以明朝弘治年间周木重辑《濂溪周元公全集》、明朝万历三年王俸、崔惟植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和万历二十一年胥从化、谢贶编《濂溪志》为核心的三大系统。各本繁简不一,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或可对周子生平事迹有更准确的认识,或可梳理周子诗文的汇集过程并做必要的辨正,或可从中发掘大量新的甚至是独有的重要文献。     

谈本《太平广记》三种印本考辨——以韩国藏《太平广记详节》为参照

《太平广记详节》为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的《太平广记》选本,所据《太平广记》底本为宋本,今存韩国。谈本《太平广记》三种印本的说法源于汪绍楹先生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的《点校说明》。本文据《太平广记详节》考辨谈本《太平广记》的三种印本。在参照前人结论和新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后印本"为第一次印本;"初印本"为第二次印本;"最后印本"为第三次印本。并进而提出,第一次印本卷二六五、卷二六九和卷二七○篇目为谈恺自补;第二次印本补足了卷二六五、卷二六九和卷二七○阙佚的宋本篇目;第三次印本补足了阙佚的卷二六一至二六四的宋本卷次,却保留了第一次印本谈恺自补卷次篇目。第一次印本主要据史书补阙人物事迹,第二次印本不仅更好地体现了卷二六五"轻薄"这一类目主题,还忠实地反映了《太平广记》编者从笔记小说、地方志和类书中采撷篇目,注重故事情节奇趣性的倾向,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广记》编者对笔记小说与正史文集有着初步的区分。     

《文心雕龙&#183;隐秀》篇补文的由来与真伪

关于《文心雕龙&#183;隐秀》篇补文问题由来已久。至迟在元代，《文心雕龙&#183;隐秀》篇已成残篇，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本，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四百字整为阙文，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所缺四百字，正合一板。明代诸刻本也沿袭了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改变，据载，先是明末人钱功甫从阮华山那里得到宋刻本《文心雕龙》，     

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

梳理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后发现,西夏仁宗时期刻字司刻本版口的刻工名字多为简称,这些官方工院的刻工也会接受捐刻人聘请书写佛经;西夏佛经官刻本雕版书字人以李阿善最为活跃;如果是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印施的所谓“寺院本”佛经,一般由“功德司”负责组织翻译,由“工院”负责雕版印制,其功德主是皇帝、皇后、太子等,如果是私人捐刻,往往也是官宦人家。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刻本的功德主信息一般出现在卷尾跋语中,唯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инв.№2865)中有蝴蝶装四叶印版在版心位置刻有党项族功德主信息,说明这个文本是由这些人捐资刊刻的。此前我们曾根据2865号卷首“师资承袭图”中出现“白云释子”即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画像,推测其为元代白云宗西夏后裔所刊《河西藏》的遗存,该本党项族捐资人信息出现在版心位置并用汉字标记页码等做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推测。     

明代正余利制合伙组织中商人资本的二元结构——基于《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的分析

具有鲜明徽商特色的正余利制是明清商业利润分配制度之一，主要存在于两权分离或适当分离的合伙组织中。正余利制合伙组织中，商人资本分为原本和存本两种，原本来源于原始资本及其利润，而存本是除原本外存在于商事活动中的资本，来源有两种，一为追加资本，一为原始资本及其利润。原本采取正余利制分配方式，除正利外，还参与余利分配，而存本则按照额定利率计利，不参与余利分配。年度结算时，正利按照年度初原本数分配。商事经营过程中，商人支取原本需补还所得正利；经营中发生亏损或债务，由原本分担责任，存本不需承担。正余利制合伙组织中，商人原本和存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明清时期，商业经营体制不断推陈出新，正余利制是在包利制基础上演变而来，官利制则由正余利制演进而来，合伙组织中的正余利制和合股组织中的官利制也是两种不同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