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政府研发激励政策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

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命题,而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研发投入.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资金风险,我国各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各类激励政策.目前学界对政府研发激励政策效果如何有颇多争议.本文以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等多种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政府投入的效果进行多维度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激励政策的两种工具适用条件和环境有所不同,如东中部地区适宜采用税收减免优惠,而东北地区则建议直接采取补贴.此外国有性质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对政策有不同反应.通过分类挖掘政府影响企业研发的有效工具组合,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4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及其交互项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在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具备增强的滞后期影响。第二,在政府支持方面,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均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促进效应优于政府补贴。第三,消费升级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但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市场激励和政策激励效果,为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银行偏好研究——来自中关村科技企业的证据

企业在研发投入、研发合作和创新产出等环节的不同表现,可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银行的放贷意愿。政府通过科技金融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如果能了解银行的真实意愿,则政策的制定会更有针对性.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数据,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合作和创新产出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会减少银行贷款,而专利产出增加能加大银行贷款.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构建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是应有之义.在对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利用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影响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并且这种作用是通过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来实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越大,互联网对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地,地区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且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也不明显.因而,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加大企业信息投入,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供需有效对接,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有效发挥互联网促融合作用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适时介入、市场重塑与协同创新--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汽车产业遭受了严重冲击,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积极的汽车产业政策。通过从救助汽车企业和扶助汽车产业发展2个维度的考察发现,在救助濒临破产企业时,政府一度介入企业的管理决策。而在扶助汽车产业时,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形成投资驱动;研发政策带动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驱动;通过规则制定、消费引导和联邦政府采购等政策,形成了政策驱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跨越了倡议和引导,进入了政府协同汽车产业发展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进而研究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特征。研究表明：这一政策既具有往届政府产业政策的固有特征,如以问题为导向、市场化运作以及以法律为依据等。同时,也具有定位产业方向和更注重研发与创新等新特征。探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可为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波及面

为研究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建立包含研发效率的企业生产模型分析研发效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测度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发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研发效率呈有规律的分布。利用计量方法检验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研发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增加研发的强度和规模,研发效率与生产率具有正相关性。有证据表明,较高的研发效率可以明显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利用效能,使得有限的研发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研发效率对于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我国城市研发人才开发水平比较研究

研发人才开发水平指标包括科技政策体制、研发人才投资收益及研发人才质量水平。从指标体系出发收集了宁波、杭州、深圳、青岛四个城市研发人才开发水平相关数据,对其横向、纵向比较比较四个城市研发人才开发水平上的差异。宁波市研发人才在开发水平上政府财政投入绝对数不低,但相关制度不完善,研发人才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果偏低。宁波市政府应该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建全相关制度,针对高层次科研成果进行奖励,并建立专门的研发人才资源市场和相关中介服务机构,以提升科技人员服务环境和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研发人才。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协同创新差距的原因研究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面板数据,比较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对协同创新的定位不同,外资企业更注重发展壮大,而内资企业更注重提高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利润水平和发展速度与协同创新水平正相关,而内资企业负相关;政府研发经费对内资企业协同创新的弹性系数为正,而与外资企业的协同创新无关;企业规模对内资企业协同创新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外资企业的弹性系数为较大的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