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互联网+”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互联网+”的应用能够将行业内外相关资源进行整合,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全新的思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将“互联网+”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相融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完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参与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探究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的构建贡献新思路。     

数字赋能提升朝阳市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研究

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基层政府治理提供了更具活力的载体,成为补齐政府基层治理工作短板的重要抓手。基层政府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治理工作的新跨越,让政府治理真正实现智能化。然而数字技术与基层政府治理的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仍存诸多困境。本文以朝阳市基层政府治理工作为例,探究数字化基层治理中的现实局限,并探析提升数字化智力效能的举措,力求多措并举,切实推动“数智化”基层政府治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概念·困境·出路

基层政府廉政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的范畴,意指各级基层政府的治理与服务达到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态。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具有历史传承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是开放的,其正常运行需要各方的制衡与监督。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既要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又要服务于基层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政府政治生态容易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使得基层政府政治生态面临着来自“内生态”和“外生态”的双重困境。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厘清政治与经济的边界,避免商品交换原则对基层政府廉政生态的侵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从“能量源”上优化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权利。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融合探究

“互联网+”时代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和互联网开始走向融合,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如何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将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与互联网进行融合创新,成为了各高校新时代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融合进行探究,通过解读“互联网+”时代下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解析“互联网+”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挑战,分析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进行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进而探索研究高校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开展与融合。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互联网+政务服务”驱动政府效能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政府效能是政府工作效率和办事能力的统一,建设高效能政府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近年来我国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是重要内容,其迅猛发展为政府效能建设创造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进,实现了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供需的相对平衡,促进政府施政理念及行为由消极转向积极,推动政府运行模式由封闭转向开放以及强化社会对政府的普遍化监督,极大地优化了政府运行过程,从深层次驱动着政府效能的提升。新的发展环境下,要进一步体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在促进政府效能建设中的优势,则需要政府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重塑新的施政理念;依照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发展逻辑,变革政务服务模式,再造政府运行流程;基于网络技术与政府工作的融合互动,创新相应制度机制,以保障网络技术在提升政府效能中的关键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腐败协同治理研究——基于S省横向多案例比较分析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而基层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直接影响政治生态的整体净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衰成败。基于对乡村腐败特征及廉政建设模式的辨析,结合S省多地的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分析,并搭建基层腐败治理的三维协同框架,可以发现,地方反腐致力于从“减分”到“加分”的角色转变,反腐败层级协同本质上是在职责同构下回应不为型腐败,部门协同强化注意力可应对小微型腐败,群体协同调动多元力量可避免共生性腐败。乡村振兴战略下,未来基层腐败治理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就应当持续推动层级联动、部门合作与多主体协同治理。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加码驱动:基层治理中党建和扶贫的关系再造

基层党建、脱贫攻坚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由于未能有效厘清它们之间的潜在关联,在实践过程中二者缺乏系统性协作,导致推动治理发展的效能折扣化。江西省XW县案例表明,党建和扶贫的应对策略与方法并非囿于各自独立性运作,同时也存在相互协调性配合。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建构“党建+扶贫”工作方式,一是组织动员与结构再造,实行组织扁平化管理,增强组织内部动员力和外在作用力。二是社会动员与格局重塑,突出基层党组织统筹和领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扶贫,激活内生性力量。从深层次来看,“党建+扶贫”在于党建和扶贫二者之间有统一的领导主体、共同的目标靶向、耦合互嵌的关系、协同互补的机制,最终表征为党建和扶贫的同时嵌入并叠加形成加码驱动的形态,进而再造治理秩序与治理格局,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1+N”党建共建凝聚为民服务合力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北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把基层党建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机融合,探索“1+N”党建工作法,即党建引领,统筹各方合力,调动群众参与,通过织密社区网格、强化互融互动和开展群团服务,对社区进行有效管理、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1+2+N”模式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提升社区服务居民水平作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入手,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建立“1+2+N”治理模式,全力推进落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切实增强。     

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群众路线视角的探析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政权根基的稳固。基于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基层治理中群众性缺乏的困境,运用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剖析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现路径与机制。通过对陕西省石泉县“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运行的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为破解悬浮化的困境,聚焦和回应基层群众需求,构建了党组织统揽全局、跨部门协同、群众共治的治理结构,通过自下而上地收集与界定问题来启动治理流程,建立以有效回应和群众参与为导向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的有效互动,推进了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回应和参与为导向,以群众路线制度为载体,充分将党的基层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     

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态、运作机理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理论命题,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因而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践向度对其实践形态及运作机理展开探讨十分必要。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发现,“共同缔造”所坚持的“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五共机制”,实质是一种基于群众主体地位进行协商、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过程,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与参与实践落到实处,呈现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表明,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机理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坚持群众主体为价值理念,坚持民生关切为目标指引,坚持城乡社区为实践场域以及坚持群众自治为程序制度。“五共机制”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在治理效能上实现了民主与民生的相辅相成、一体建设以及民主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功能互动。     

少数民族村规民约推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7个民族乡的田野调查

依法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泸州市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实施以后,在制度保障、治理机制、治理方法、治理主体上产生积极效果。此外,“应付”执行、司法审核把关不严、与法律法规抵触、监督和激励机制欠缺等因素也降低了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进一步充实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严格把关司法审核程序,强调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健全完善监督激励机制对推动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