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资金、百度指数与股市关联性的时频域研究——基于协高阶矩视角

为准确考察经由陆股通的资金量与投资者关注度对股市的影响，并兼顾股市时频域特征，将EEMD与高阶矩波动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三个频率尺度下股市收益率、北上资金与百度指数的三元GARCHSK模型，基于时变协高阶矩视角对模型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北上资金及投资者关注度均与内地股市存在时变关联关系；协高阶矩逐步成为内地股市与北上资金风险传染与波动关联的重要途径，且关联性逐步提高，而投资者关注度与内地股市的关联途径较少，关联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内地股市的短期均值与方差变动更多地取决于北上资金量，长期非对称性、极端风险概率的变动则与投资者对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存在更为显著的关联。本文从不同频率尺度探讨北上资金、投资者关注度与内地股市的协高阶矩关联途径与时变互动关系，为后续互通机制的政策效应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角度和思路。     

基于协高阶矩视角的沪港股市风险传染分析

金融风险传染(financial risk contagion)不仅是资产配置和套期保值决策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运用协高阶矩(协偏度、协波动率、协峰度等)风险传染判定方法,实证检验了沪港通实施前后上海和香港两地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实施后,上海股市向香港股市的第一类协偏度(均值→波动率)、协波动率、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峰度等的风险传染统计量值依次变大,同样依据风险传染统计量值的大小,香港股市对上海股市的风险传染途径依次为协四阶矩(协波动率、协峰度)、第一类协偏度和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高阶矩成为沪港股市间双向风险传染的主要途径;因资本净流动数额和投资者教育等因素,上海股市对香港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     

基于双侧矩与高阶矩偏好的资产定价：源自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

原有CAPM忽略了代表性投资者对高阶矩如偏度和峰度的偏好．也没有将上升风险和下跌风险进行有效分离（将高于目标受益的波动也认同为风险）。为了突破这两点假设．本文讨论了基于代表性投资者双侧矩和高阶矩偏好的资产定价方法．并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结论如下：（1）在影响股票收益的所有特征因子中．规模效应在国内股市存在,而账面一市值比不是一个独立的定价因子。（2）将市场做上下划分并纳入高阶矩偏好,对应的市场因子较特征因子能更好的解释股票的截面收益：通过加入规模因子和账面一市值比因子构建多因子模型进行检验,该结论照样成立。（3）投资者并没有将高于平均回报的“牛市”波动视为一种“收益”指标．而将其与下跌风险指标等同。     

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原油价格与世界股票市场之间的高阶矩相依性研究

 作为全球主要能源和各类化学工业产品的原材料,原油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煤炭、天然气等其他一次性能源,原油展现出更为明显的稀缺性和分布不均衡性,因此成为各国普遍重视的战略资源。同时,伴随着原油金融属性日趋强化,其在投资者资产组合的权重不断增加,对全球股票市场走势的影响愈发显著。        运用协高阶矩风险传染检验框架,构建协偏度、协峰度和协波动等检验统计量,对16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影响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的渠道及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发现在2000年后WTI原油价格与8种不同股票市场指数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增强,但并没有出现非常强烈的正相关,且风险传染检验结果显示取得显著性检验值次数最多的是协峰度统计量CK₃₁、协波动统计量CV₂₂以及相关性传染统计量FR。        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原油价格对世界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更多的不是发生在相关性层面,而是发生在收益率的波动、偏度和峰度等这些高阶矩层面;在国际原油价格对世界股票市场之间的诸多风险传染特征中,最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市场极端波动之间的传染性;国际原油价格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和新兴股票市场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新兴股票市场所受的影响更大。        通过对国际原油价格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之间风险传染的特征、渠道和程度等方面的检验,不仅可以加深对能源类产品与股票市场关系的认识,而且可以将此作为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决策依据。同时,为国际原油价格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测度和管理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工具和更为全面系统的结论参考。另外,从实证研究结果看,全球应加强原油与股票市场间极端风险传染的监管,新兴股票市场需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     

股市联动中的“涟漪效应”

本文提出"涟漪效应"来解释国际股市联动性的大幅波动。所谓涟漪效应就是中心市场特有波动对其它市场间联动性产生影响的现象。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和DCC-GARCH的方法计算了市场特有波动和收益相关系数,以9个主要市场指数为样本对国际股票市场中涟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际股市联动性变化与美国市场的涟漪效应有关,美国市场特有波动升高（降低）会导致全球股市联动性升高（降低）,而其他市场特有波动并没有类似影响。美国市场与其他市场间联动性基本不受第三方市场特有波动的影响,A股与美股联动性的增强是造成A股与其它股市联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特有波动与相关系数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识别国际股市中风险传递方向,本文结果显示欧洲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研究可能高估了欧洲市场的影响力。本文丰富了股市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市场联动性变化、评估市场影响力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资本异常流动的国际规律与中国风险分析

随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性不断增加，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利用1985年～2016年56个国家(地区)的季度数据，考察四类资本异常流动——资本激增、资本骤停、资本外逃和资本回撤的决定因素.新发现包括：1)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资本账户实际开放程度为代表的国内因素、全球波动率和风险传染因素对四类资本异常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2)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资本异常流动的因素存在异质性，尤其是在风险传染方面.相比于地理邻近的风险传染，欠发达经济体更易受到经济相似国家的风险传染. 3)国内宏观审慎政策在控制国内资本流出异常方面更为有效，对国外资本流入异常的影响有限.之后，利用本文研究结果，计算评估中国四类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风险.发现：1)中国资本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概率逐渐下降、但近年有上升趋势；2)而资本骤停的发生概率仍然较高.总体上，当前仍需要对资本异常流动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     

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影响——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

选取1993-2017年数据,以H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CC-MVGARCH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等多种组合方法,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发展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第一,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第二,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第三,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总之,来源于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既有上市公司的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大于"质量传染"效应和分流效应,促进了目的地市场质量提升和市场发展。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跨境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协调监管视角

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网络分析法构建了我国金融市场关联性指标和风险溢出指标,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通过风险溢出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刻画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风险溢出指标,考察了我国主要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机制,结果发现股票市场是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且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程度在金融市场异常波动期 间明显上升．为此,进一步选取了几个系统性金融风险较高的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阶段,识别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风险来源,结合当时的监管政策,研究发现部分监管政策在控制特定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本研究旨在厘清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机制,分析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影响以及相应监管政策效果,对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协调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

应用61家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对基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银行间市场双边传染风险进行研究,从信用违约和流动性风险角度对传染路径和资本损失进行估测,并深入分析银行间市场的不同结构对传染效应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应用负二项式计数模型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易被传染银行的微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在“完全分散型”市场结构假设下,我国银行间市场传染性风险极小;当考虑交易主体集中度并假设“相对集中型结构”时,系统性风险和传染效应将上升;当考虑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联合冲击时,资本损失和风险传染的范围显著扩大.(2)大型国有银行处于银行间资本流动的中心环节,尤其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是传染风险发生的重要诱导来源.(3)影响银行在拆借市场中系统重要性的因素有银行类型、资产规模和风险头寸;而影响银行易受传染性的因素有银行类型、资本充足状况和风险暴露程度.     

投资者情绪对股价的影响——基于AH股交叉上市股票的实证分析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反映了资本市场上非理性因素对资产定价的作用程度。本文采用证券投资基金的损失率来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并以此研究了其对中国AH股交叉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Fama-French三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投资者情绪对同期的A股市场和H股市场都具有显著影响,即情绪高涨时,股票价格上涨,反之亦然;此外,投资者情绪对A股市场未来12月的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反转预测,对H股市场未来6月的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反转预测,说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反映了两个市场间非理性程度的差异和市场效率差异。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为A股市场交易和监管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股市中具有的部分典型事实构造股市指数损失的标准残差序列,并运用EVT对其极值尾部建模进而估计出股市指数的动态极值风险,然后基于Granger-Causality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股市与国际上主要股市之间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大陆沪市与其它三个国际股市不存在风险传导效应而处于分割状态,但自2007年起,中国大陆沪市可以通过香港市场与其它国际股市进行极值风险传导;日本东京股市极值风险单向传导给香港股市,香港股市又单向传导给美国纽约股市;日本东京股市和美国纽约股市的极值风险存在明显的双向传导关系。     

个体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变化?——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一直都被视作资产定价的主体。但在个体投资者众多的中国证券市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的变化?则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构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未预期交易量两个异质信念测度指标,对比分析二者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与股票当期收益显著正相关、与未来一期收益显著负相关,但个体投资者异质信念的作用更强;进一步,异质信念对小公司、价值型公司收益的影响更明显;当控制了规模、价值等风险因子,以及不同时间区间和是否可以卖空等市场影响因素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A股市场,个体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仍是左右股票定价的主要因素。     

基于Hawkes过程的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联动性研究

考虑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大幅波动存在联动性,本文采用二维标值Hawkes模型对2007年至2019年8月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日度数据中大幅波动的单市场延续和跨市场传染的传播特性进行建模。实证结果表明：(1)Hawkes过程可以较好地拟合国际原油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自激发和互激发效应,并捕捉资产收益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持续性和溢出性;(2)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均存在较强的自激发效应;(3)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互激发效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在实际影响方面相比于自激发效应更为微弱。本研究对股票市场建设、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均有一定意义。     

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是否具有稳定中国股票市场的作用？

自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INE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以来,目前已成为规模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货的第三大国际原油期货,随市场容量的持续增长,上海原油期货在准确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变化的同时,具有更为灵敏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如何判别中国原油期货是否有助于规避全球原油市场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拟从动态条件风险溢出的角度探索上海原油期货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有效性。选取了2002至2020年约4000多个日度数据,分别对比了4种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与2组股票综合指数的相关影响。基于DCC-MGARCH模型,本文依次研究了多元国际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联性、重大突发事件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以及采用CoVaR量化了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原油价格对两组股票综合指数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两组股票是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美国)结构突变点时间点分别是5(3)个,这与突发性重大经济、政治等事件的时间点高度吻合;国际证据表明,INE对中美股票市场的CoVaR最小,且原油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CoVaR更低。本文揭示了一些新的证据,验证了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启动有利于实现与国际风险脱钩,并建议风险监管部门改善系统性风险可以采取平滑对冲重大突发事件期间的风险溢出。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基于Hawkes过程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由于中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互激效应明显增强。本文考虑中美股市时差和法定节假日差异等因素,运用标值Hawkes过程对2006-2017年CSI300和S&P500大幅波动收益率数据进行建模,结果表明：（1）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存在不对称性,美股市场大幅波动对中国股市的互激效应更强;（2）中美股市大幅波动的幅度对互激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3）中美股票市场对于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消化速度存在差异,中国股票市场消化美股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速度较快。本研究对金融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均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