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信息活动个体的信息权利及道德责任

正确发挥信息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依赖于信息活动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责任的实现,而信息活动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责任实现的前提是明确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权利和道德责任。信息活动个体因“道德人”、信息活动角色和意志自由而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信息活动个体拥有具有伦理本性的信息获取权、发布权、知识产权、隐私权和安全权等,同时,承担着维护信息真实性、净化信息环境、保障信息安全和促进信息健康消费等道德责任。     

工科研究生学术责任养成的路径研究——以工程伦理的道德哲学为视角

杜绝各类工科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需结合其毕业后的职业角色和工程实践活动特点,以道德哲学的致思方式寻求其学术责任养成路径：引导他们客观认识技术的负面作用和工程风险,建立起以“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为宗旨的现代工程伦理意识;驱策他们把施行负责任的工作这一道德要求变为自己内在的、自觉的伦理行为模式,主动遵行学术道德、履行职业承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启发他们正确认识在科研工作和工程活动中形成的多种伦理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责任,并以向善的道德努力践行这些道德责任,实现践履学术责任、职业责任与工程伦理意识的统一。     

中国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探析

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是规范传播秩序、形成正确网络舆论工作格局的重要举措。针对中国在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部分网络媒介道德伦理底线缺失、道德责任主体严重缺位、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出现舆论导向错位、舆论内容不健康、传播秩序不规范等现象,认为应从自律和他律、道德与法律等多重路径去规制网络媒介的传播行为,使网络媒介真正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道义良心”的社会责任。     

设计行为与社会责任

设计活动在今天已成为社会的公共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设计行为与人的其他行为一样,离不开道德评价与伦理审视,有必要倡导公益设计。可以通过设计教育与舆论监督,共同引导设计者在设计活动中关注并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其限度

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社会对企业的伦理期待,是指企业的伦理责任,其中包括三种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企业作为一种利益性存在和契约性存在,承担着企业公民角色,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承担伦理责任,而其在社会中过大的权力,也需要通过承担伦理责任来予以制衡。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些限制包括合法性、成本、效率、范围及复杂性等的限制。同时,由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社会责任意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是一个与企业的实际状况、经济实力、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权限等密切相关、逐步扩展的过程。     

论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

管理的社会责任,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状,管理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从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与企业管理相关联的对象包括企业内外相关人员及企业自身,管理必须对这两类主体承担责任.企业管理本身对社会生活的关系,主要包括对经济生活、法律规定、道德伦理的关系,因此,企业管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等几个方面.研究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将对当今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论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

管理的社会责任，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状，管理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从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与企业管理相关联的对象包括企业内外相关人员及企业自身，管理必须对这两类主体承担责任。企业管理本身对社会生活的关系，主要包括对经济生活、法律规定、道德伦理的关系，因此，企业管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等几个方面。研究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将对当今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论公共决策的伦理维度

公共决策的伦理维度及伦理特性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的功利性、公正性和责任性等方面。公共决策在注重决策科学性和决策效率的同时,必然面临社会的种种公共价值选择。公共决策必须维护社会的公正原则,彰显社会的正义性,才能充分体现决策的伦理道德关怀。同时,公共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作为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也必然承担公共决策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评判。     

论政府的道德责任

现代社会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与政府的道德责任问题相关。政府在其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尽管有多种多样的理由,但必需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之所以应该承担道德责任,是由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与规范政府行为的需要所决定的。政府只应该承担适度的道德责任。这种适度的道德责任主要包括实现个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与推动社会发展。为了实现这些责任,政府就需要健全制度、经营实体与合理行使权力。     

探析公共政府伦理治理要求

公共政府承担着最显著的公共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即公共政府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政府的道德责任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然公共政府在伦理治理要求中常遇到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公共政府在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掌握人及公共政府整体道德性定位等层面上进行探索。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韦伯伦理思想中的责任理性问题探讨

“责任理性”是暗藏于韦伯命题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是人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行为后果并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实践能力,是一种能化责任为信念,以激情、欲望为动力,以理性思考的判断力作保证的道德实践理性,一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互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支撑、理性与情感相互亲和的现代理性.     

论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建设

＂行政主体＂是指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责任伦理＂既是一种责任形态,又是一种伦理范畴,是通过将外在的法律、制度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关于行为的决策、执行、后果的全过程伦理。在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伦理道德失范现象频发,培育行政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迫在眉睫,文章探求了建设行政主体责任伦理的途径,以使行政主体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内涵,强调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倡导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工作伦理,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指出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培育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现代技术伦理的“知行合一”问题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中行之有效的规范,在传统技术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现代技术活动同样应强调“知行合一”,但贯彻这一规范有许多困难。单靠个人的“知行合一”并不能解决群体或组织的“知行合一”问题。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可能使某些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责任意识,企业家的道德自律时常在利益冲击下难以坚持到底。为此,必须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完善的道德制约体系,逐步建立伦理监督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技术伦理教育,培育技术人员的技术良知,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关于"羞恶之心"的伦理现象学思考

关于羞感及其与道德之关联的思考,在中外思想史上总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似乎从未有人考虑过建立“羞恶伦理学”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对羞耻、身体与道德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以及近年来对道德意识三个来源问题的现象学描述分析,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确定羞感中的天性因素,以此从自然主义伦理学或本性伦理学的角度来进行道德奠基。这种观察与分析所达致的结论是:其一,人的本性中显然包含着天生的羞愧能力;其二,羞愧中也包含后天的纳入因素;其三,“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构成内在道德意识的两个重要来源,前者关系到一种先天的道德实能,后者关系到一种先天的道德潜能。     

基于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自我伦理是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权衡和抉择,是开放的自我观下的自我约束。其构建的逻辑起点基于人有自我救赎的主观需要,人有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有主体实现的内在要求。构建目标则指向于自我实现的满足,真实人性的再现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因此网络舆情的引导应从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继承现实社会伦理的精髓,建立"慎独"的道德自律,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植个体社会支持系统,强化网络主体的心理调适等方面进行治理。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公益伦理思考

重大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疫情防控中的公益活动集聚社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救援短板,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夺目的风采。利他主义、公平正义及公共利益是重大疫情防控下公益伦理内涵的三大要素,但非常时期的公益救助也难以避免伦理问题。文章围绕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公益伦理价值共识、公益活动主体的权责界限等方面,从现实、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公信力与德育相结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互补的伦理对策。     

简论中国佛教伦理对国民伦理精神的积极意义

佛教伦理对于中国国民伦理精神的积极意义 ,突出表现为现实性伦理精神的作用和资源性伦理精神的作用。前者由佛教信仰的合法性、佛教的道德化特征、佛教的现实作用来说明 ,后者佛教道德规范的可移植性与道德建设经验的可借鉴性说明。这种作用的有效发挥涉及到佛教伦理的当代转型 ,特别是问题域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