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苇的戏剧思想与美学理论

除了是一位知名的戏剧作家,姚一苇还是重要的戏剧理论家、有成就的美学家和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姚一苇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介绍了姚一苇的戏剧思想和美学理论,认为无论是他的戏剧思想还是美学理论,都体现出了体大思精、取精用宏、见微知著、新见迭出的特点。     

“原始向往”与曹禺戏剧创作

曹禺在其戏剧创作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浓厚的"原始向往"情节,这种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成就了曹禺的戏剧,使得曹禺的戏剧凸显出不同于其他同时代戏剧作家的迷人魅力.回归原始,是曹禺给现代文明影响下的赢弱人类开出的灵丹妙药.     

体式错落的现代艺术风范--曹禺戏剧艺术个性的另一种解读

曹禺的戏剧创作从一开始就力图体现出与一般剧本迥然不同的展开方式和叙述方式,这种展开方式和叙述方式与其说是戏剧的不如说是小说的。曹禺是用小说叙述的方式来建构其独特的戏剧体格,戏剧之“体”与表现之“式”的错落参差,是曹禺戏剧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的剧作长久地保持现代性魅力的奥秘之所在。曹禺耽溺于刻画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揭示复式的主题,自身主体意识在人物刻画中时显突破欲望,剧情交待常用第三人称策略。这种小说方式的展开使得曹禺戏剧走上了符合现代艺术规律的路径,同时也是他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总是进入不了状态的深刻原因     

寻求话剧研究的突破——评《曹禺戏剧人物的美学意义》

<正> 柯可同志赠我一本曹禺戏剧研究的新著.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易着手的课题.几十年来曹禺的几部戏已经由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转为“烂熟”程度,仅仅近年来出版专著的就有六家.累累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也在后来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垒.研究的突破取决于研究者所持有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他的美学观与价值观.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者的思考、审视下,会呈现不同面貌.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从单部剧作入手,逐个评析戏剧人物与结构、冲突、语言,指出其社会意义.至今,这种方法在曹禺戏剧研究中几乎花样翻尽.受近年来勃兴的新方法论的影响,有人就从潜意识、性意识着眼审视曹禺戏剧,或讨论曹禺与基督教、与尼采等的关系.于是隐隐约约似乎要画一个新的“曹禺”.柯可的研     

悲剧的历险——论曹禺悲剧艺术的发展衍变

深邃的悲剧意识铸就了曹禺悲剧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这种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样表现在曹禺悲剧文本的艺术范式与美学风格上。曹禺“人样生活”理想追求使其确立了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两种主视角 ,其悲剧艺术发展表现为 :从内在冲突向外在冲突转化 ,从“高调悲剧”走向“低调悲剧” ,从悲剧向喜剧偏移 ;从灵魂的戏剧走向生活的戏剧 ,由激越走向哀静     

曹禺剧作与易卜生的“创作场”

被誉为“近代戏剧之父”的亨利·易卜生,是曹禺较早接触其剧作,并深受其影响的外国剧作家之一。曹禺的剧作受易卜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启发和激励曹禺走上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道路,并使他蜚声剧坛的,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创作场”所体现的积极、进取的审美意识.     

关于深化曹禺戏剧研究的刍议

曹禺研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曹禺戏剧艺术这座蕴含丰富的稀有精神矿藏,在经过不少前人的勤奋开采后,仍然以其内涵的珍异和不可穷尽,吸引着广大研究者。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想就如何深化曹禺戏剧的研究提出一点管见。     

曹禺与斯格里勃和奥尼尔──再论《原野》是一部佳构剧

曹禺与斯格里勃和奥尼尔──再论《原野》是一部佳构剧李树凯＂《雷雨》是内行人的制作＂。这是戏剧家李健吾先生评《雷雨》时说的第一句话。①李健吾先生作为曹禺的同窗好友，非常了解曹禺，一语道出了曹禺写戏的优越条件──他是懂得戏剧艺术的＂内行人＂。曹禺的戏剧崇...     

论曹禺对易卜生戏剧的选择性接受

易卜生是被誉为"近代戏剧之父"的19世纪中后期挪威剧作家和诗人,也是作为中国现代戏剧臻于成熟的关键人物。曹禺在戏剧创作方面较早接触并深受影响的外国剧作家正是易卜生,其剧作受易卜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卓越的戏剧艺术水平,也是将易卜生戏剧理论进行选择接受之后形成的。而在这种选择和接受过程中,实则贯穿着曹禺自己对于时代特征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思考。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一位公认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精品,将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文章认为,曹禺建国之后,还是原来的曹禺。他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是,曹禺又不是原来的曹禺。通览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建国前后创作心态不一样、创作方法不一样,以致于创作效果也不一样。在总结曹禺建国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创作的功过得失时,要积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一是创作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     

论曹禺对奥尼尔悲剧观念的接受

曹禺在剧作中以变形的方式来思考宇宙间的“神秘力量”和人生困境 ,力求探寻、确认悲剧人生的意义。从接受主体曹禺出发 ,分析他对奥尼尔悲剧观念的接受与变形及其原因     

对《雷雨·序》的一次接受学细读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雷雨.序》作为一篇研究曹禺创作的重要文献,标示了《雷雨》早期接受史上的错位接受现象,也折射出作者原旨、读者释义和文本意义三者的复杂关系,更隐含着曹禺对文本意义的理想接受模式的期待。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杨潮观生平创作若干问题考论

杨潮观佚文《邈云草序》和佚诗《登莲性寺白塔联句》于其文艺思想和生平交游而言,乃弥足珍贵的史料;他与袁枚因《子不语》由挚友而龃龉的原因和过程,反映了二人在气质、性格和思想观念诸方面的差异;乾隆三十七年（1772）杨潮观遭吏议落职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其涉嫌于邛州知州任上押运皇木私带木料有关。凡此种种,彰显出一位更加真实而鲜活的杨潮观。     

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

从文献记载到民间传说,都在暗示着尧与陶寺遗址的联系。可是在考古与历史的对接中,年代上却发生了错位,无法吻合。于是又出现了将陶寺遗址与黄帝、帝喾,以及舜、禹、夏对接的尝试。但根据《尧典》“四仲中星”的天文现象,尧的年代正与陶寺兴盛期相当。由此提出的“打结理论”认为：历史传说的缺失,导致了上古史上用有限的人物填补历史空间的现象,如同断开的绳子,只有打结才能连接起来,而连接起来的绳子一定会变短。五帝其实就是连接断裂历史的五个结,他们使历史变得辉煌,而他们的蝉联,也使历史变短。     

曹禺戏剧中的民族情结

曹禺倾心于欧美现代派戏剧 ,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汇 ,更是一种超越。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在学术界沿习的禅让说起于儒家或起于墨家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提法将中国古代存在的禅让制与某家的社会理想混为一谈。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皆主张尊贤,但墨家反对"亲亲有术"的提法,故《唐虞之道》一文显非墨家之言。《唐》文是提倡实行禅让制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并不主张传贤制,然战国诸儒取舍不同,故有倡言禅让者亦不足怪。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上看,《唐》文显然亦非纵横家之言。     

试论中泰两国瑶语的词汇差异

泰国瑶族源自五岭地区的湖南、广西、广东,在脱离母体后,泰国瑶语发生了变化。在词汇构成方面,两地瑶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泰国瑶语较多地保留了民族固有词和文化习俗词,而国内瑶语有些固有词已不见于口语,仅存留在歌谣里,大量的文化习俗词也逐渐消失;泰国瑶语中的借词除共有的老汉语借词外,还有泰语以及其他东南亚语言借词,国内瑶语则限于汉语西南官话借词;泰国瑶语新词的借用方式倾向于半音译半意译,国内瑶语则更多地直接搬用;泰国瑶语有一些新创词,创词方式也多用固有词素和语序,国内瑶语则很少有新创词。     

方苞父亲方逸巢与曹寅交往考

桐城派鼻祖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曹寅是朋友。两人的交往史料(诗、赋、辞等),在曹寅《楝亭集》中有六七处,以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根据方苞、方逸巢的有关文献,对该资料尝试作了笺释,内容涉及:方逸巢舅舅马秋竹作为曹家的私塾先生,与曹玺、曹寅父子的交往;方逸巢本人对曹寅的评价,以及曹寅对于其弟弟的关照;方逸巢手臂害疮、好酒的细节,及曹寅对方逸巢的关心;曹寅春送方逸巢两只酒杯,并写铭、辞相送的情景;生活困难的方逸巢送年货给曹寅,感谢其送酒杯,等等。两人有诗文为凭的交往史,跨度为十五年,是研究曹寅和方逸巢以及桐城派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