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特色宪政权力为视角,深化检察权改革

宪法定位检察权为国家法律监督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同属司法权。从国家宪政权力结构整体来审视,检察权的改革必然触及到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司法制度改革来说,检察权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检察权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要是遵循我国宪政权力体系构建与运行的特殊规律性,针对目前检察权配置缺陷,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措施。     

苏俄检察权的理论基础

苏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检察权在理论基础上迥然有异。苏俄“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需要建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以保障国家的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苏俄检察权追求的目标为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苏俄检察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其实质为立法权的延伸;苏俄检察权的核心作用在于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论检察权的定位

由于我国本土法律资源与移植法律的冲突、检察权各项权力内容间的冲突与制约、检察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与其它国家机关权力的冲突以及检察权的运行冲突导致了检察权的定位矛盾。解决检察权定位问题应突出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并要在加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司法独立性、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方式、进一步完善公诉权、理顺检警关系、改变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等几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论检察权的宪政地位

检察权宪政地位主要指检察权在一个国家宪政制度或政治制度中的定位和地位.研究检察权问题,健全检察制度,首先必须对检察权的宪政地位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本文从文本性规定和实践性内容两个方面对我国检察权宪政地位作了分析,认为中国检察权是一种独立的基本国家权力,它与行政权、审判权相并列.     

制约检察权机制探究

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的检察权的根本性质是法律监督权,是制约权力的权力,但是检察权自身也必须受到制约。然而,现有的制约检察权机制并不完善,存在很多检察权滥用的现象,为此需要完善检察权制约机制。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市民社会视野中的检察权——以公信力为核心探索和谐社会对检察权的新要求

传统上我国的检察理论研究者往往是从国家权力的层面,在宪政结构的范围内对检察权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本文从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从权力承受者的角度,自下而上地去关注检察权的现在以及未来,进而以社会伦理观念为依据,从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检察权行使的公开性、及时性,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应注重民主理念的填充、司法信用原则的恪守、应体现公序良俗等方面,构建我国检察权的公信力体系.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演变与检察权的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演变而演变。法律监督职能经历了从产生时与别的国家职能混同到从别的国家职能中分离出来的演变过程 ,检察权也经历了从产生时从属于封建王权到从属于行政权 ,再到独立成为一种新型国家权力的过程     

检察权科学配置问题研究

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法律为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提供了许多保障措施,使检察权在追诉犯罪、惩治腐败、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检察权的配置还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检察机关的发展.通过改革,完善检察权,使检察权配置更加科学合理,保障检察权充分而有效地行使,是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论检察权的宪法定位

作为被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权的性质和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根本性,因此,应从宪政体制中寻求检察权的理论依据.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定位与方式

从研究我国的政体出发,揭示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分权制约﹢专门法律监督"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现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根本区别。从我国宪政定位分析,检察权以监督公权力为轴心,体现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这与大陆法系检察权的司法性、英美检察权的行政性存在明显差异。提出了符合中国的宪政实际的检察权定位,以及对行政权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构想。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论公诉工作如何有效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文章避开传统规范和价值分析途径,而是采用考察权力运行方式的政治学途径,来分析公诉工作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是其产生及运行的两大天然价值目标。同时,在对当前普遍的倾向性观点——检察权应该是一种基于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权进行分析反驳的基础上,认为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非就是规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和公诉权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畴,都存在一种牵强附会的逻辑缺陷。文章基于权力的效用来源于权力的流畅运行这种逻辑和经验认识,分析了我国检察权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运行来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新时代检察权宪法定位省思

检察权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事关检察制度的根本和发展方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对此可从法教义学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检视。检察权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法律监督功能的国家权力；检察权地位具有独立性，其内涵多元，包括“四大权能”,即“诉讼权能”“诉讼监督权能”“审查权能”“侦查调查权能”。正确把握新时代检察权的意蕴，有助于推动“四大检察”充分发展，提升检察权的法律监督质效。     

社会主义法制视角下的检察权设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理论,我国检察权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社会主义法制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但综观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权的规定则主要集中在司法和个别执法环节,对于立法、守法和大部分的执法环节则缺乏监督权。检察机关的现有实际权力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之间的差距悬殊,使得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显得＂名不符实＂。我国的检察权应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上述四个环节均进行有效监督,进而实现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名符其实＂。     

我国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及其职权配置的再思考

检察官制度的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的检察权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的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和职权配置的内容。我国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简单地把检察官视为行政官或司法官，这种观点没有从我国检察权所包含的特有属性入手分析问题，因此它不符合中国的政体和现行法律体制。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双重国家权力

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事实表明,我国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国家权力,即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将检察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不仅是我国在检察制度上的一个创造,也体现了我国宪政结构中对国家权力包括检察机关既有制约又有监督的一种法制化努力.     

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检察权均衡制约机制的法理建构

从法理上构建检察权均衡制约机制,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在法理依据上,构建检察权均衡制约机制方法得当,符合权力均衡的一般法理,并且符合检察权特殊品性,利于其统一行使。在法理要件上,构建检察权均衡制约机制必须注意主体设定、客体选择及关系构造。在法理实践上,构建检察权均衡制约机制必须在各方面实现突破。     

司法改革中检察权的内部运行机制思考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开启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充分认识检察权性质的多样化和复合性以及检察权行使的一体化和独立性,明确不同权力运行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并在遵循诉讼规律的基础上,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检察权配置的制度环境探析

检察权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源于其宪法与宪政地位的张力。检察权配置是指立法机关在一国宪政框架内,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根据传统文化及社会公众领域内生的主观法权诉求,授权检察机关行使特定职权和职责的规范性活动。检察权配置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保障人权。检察权的配置必须考量其宪政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及法治进程等相关环境因素。从力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下,权力运行不具有双向性,权力运行缺乏动态平衡,制动装置运转失灵,"润滑系统"——公民权利救济系统不完善。我国当前处于法治国进程中的"行政国家"阶段,属于"形式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范畴。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法治都将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一法治图景为我们科学、理性地配置公权力和公民权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