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经济协议,因为美国的高调加入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宣布加入TPP的目的在于借助这一协议重振国内经济、重返亚洲,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并以此来制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借助TPP实现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目的。对于中国来说,TPP的壮大也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中国应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行应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知识产权谈判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知识产权谈判是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TPP知识产权谈判的争议很大,目前的谈判文本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全面化、美国化、超前化的特点。TPP知识产权规则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反假冒贸易协定》具有相互承继和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知识产权制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对于TPP知识产权谈判,我们应以包容开放态度,深入分析TPP知识产权规则,研究其中的利弊得失,从内部战略、外部战略、特定国家及区域等角度提出国家战略层面的应对策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其它区域性组织的比较研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新兴的区域性组织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并得到了世界广泛关注。本文从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发展阶段、合作内容以及发展机制等方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横向比较,一方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为国际区域性政策的选择提供某种参考。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虽然贸易商品结构呈现互补性,但贸易摩擦从未停止。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依靠数量来获取利润的模式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和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未来将会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应采取一系列与造成贸易保护的主要因素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看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议题的发展

美国正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构建新一代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范本。其高标准反映在若干方面,环境议题的变化尤为明显。通过文章的梳理和分析,同NAFTA和其他所有美国同他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TPP谈判草案环境章节涵盖的环境议题更多、加载给成员国的环境义务更重、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更具体、文本可操作性更强。这些变化说明环境议题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彰显出贸易与环境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在新贸易规则构建过程中的分量。中国的环境法律相对薄弱,是否以及何时加入TPP谈判应再三权衡。     

TPP知识产权最大化国际保护新发展析论——以著作权若干规则为切入点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因其高度的保密性,使知识产权谈判文本潜藏利益失衡的风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该文本在临时复制权、平行进口、保护期限、权利限制和例外以及著作权推定诸多规则中呈现知识产权最大化国际保护趋向,从而总体上体现出“TRIPS-plus”的法律属性。对此,中国应加大TPP法律层面的研究,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积极准备相应预案,择机加入TPP谈判,以争取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     

剖析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兴起。文章提出制度性贸易保护新概念,探索美国贸易保护的制度背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依据的广泛存在是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产生的基础,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是制度性贸易保护实现的途径。从美国贸易立法、贸易决策和执行体制以及公平贸易为主的政策导向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的内生途径。     

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中美两国贸易已达到相当规模 ,总体发展趋势令人乐观。但同时两国贸易摩擦增多 ,双边贸易关系还存在诸多问题。中美双方应该在相互增进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以平等协商、积极务实的态度 ,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健康发展。     

新贸易形势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随着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动,中国经济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贸易形势与中国内部产业升级的共同影响下,中国能源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调整压力。从行业角度阐述新贸易形势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前景,并通过情景分析对各能源行业与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产值与能源消费进行预测,探讨新贸易形势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趋势和路径。根据预测结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将持续优化,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是仍对某些能源与能源相关行业的产值与能源消费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国应从重点行业着手,多手段应对新贸易形势下能源经济波动。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分析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明确规定了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金额和时间安排,按照正常贸易年份的比例估算,该协议的实施将促使中国大幅增加自美大豆、棉花、高粱、生牛皮、动物食用杂碎、冻鱼等农产品的进口,并明显压缩自巴西、新西兰、阿根廷、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农产品进口.从各类产品的国别效应看,大豆产品上巴西和阿根廷受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非常大、棉花产品上澳大利亚遭受的阻碍最大、其他类农产品上对新西兰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尽管美国的大豆、肉类、谷物和棉花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但面临来自巴西、阿根廷、新西兰等国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给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为此,应加强海关数据监测、密切与美国的磋商、推动市场多元化合作,确保中国农产品需求的有效满足.     

《伯德修正案》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

《伯德修正案》是2000年美国通过的一部重要的对外贸易保护法案。该法案对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分配作了有利于本国企业的规定,对美国对外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范围广程度深,严重恶化了美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引发了激烈的贸易大战。该法案反映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范围日益集中、对国民经济损害加剧以及对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伙伴日益敌对等新的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应对

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挥非关税壁垒的屏障功能、操纵货币汇率、使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国际贸易,因此,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欺骗性、手段上的隐蔽性等特点。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监督职能,提升出口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以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     

TPP规则下的技术保护措施——兼论对中国立法的启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文本于2015年11月5日首次对外公布,这为我们深入研究该协议文本的条款提供了一手资料.TPP中知识产权条款是最重要的一环,其中涉及了专利、商标、版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协定中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可谓是一个亮点,相关规定的保护水准较之于国际上现有的立法有了大幅的提高.TPP正式生效后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如对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也必将深刻影响协议成员国乃至非成员国的立法倾向.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对华政治策略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敌视中国,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把中国视作取代苏联的下一个战略对手和巨大威胁,主张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很大,采取了“反共主义”策略,遏制中国崛起;突出意识形态,推动民主进程;突出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对华政治战略,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全面认识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略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发生了从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历史性变化。从独立到1933年美国坚持的是保护主义传统。经过贸易自由主义者与保护主义者的激烈较量,1934—1947年,在关税的谈判、关税水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制定权的分配和多边协定的签订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自由贸易的性质。变化的原因是保护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国际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美国工业竞争力的增强和贸易自由主义者的不断奋争。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突出表现及发展趋势

历史经验证明,金融危机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近年来,各国为摆脱困境、推动经济复苏,不断强化传统贸易保护及救济措施,进而掀起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和保护国内就业的热潮。对伴随碳关税、人民币汇率等新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发展趋势需加以重视和有效应对。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和CPTPP/USMCA/RCEP的比对

构建数据安全规则是推进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关切,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需要在RTAs框架下,基于数据安全视角对DEPA 进行规则解析。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法梳理DEPA数据安全规则体系,针对数据安全核心议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等,结合“特定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分析,通过文本比较评析DEPA和CPTTP、USMCA、RCEP等既有协定在这些议题上的覆盖范围、承诺深度的趋同和分歧。研究认为,DEPA针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所构建的规则,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自主监管空间两方面都处于中游水平; DEPA的个人信息保护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特别强调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的使用。中国申请加入DEPA能够推动中国和DEPA在数据流动等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和磋商,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层面规则构建的进程、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制,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乃至其他RTAs协议的谈判都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