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

积极心理学是当今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增强教育实效性。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应着力于增强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积极体验,挖掘和培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全面优化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构建符合心理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     

沙盘游戏疗法的发展及其应用

以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的沙盘游戏疗法,在经过威尔斯,洛温菲尔德及卡尔夫等人的研究发展后最终形成为当今心理学中极为重要的心理治疗技术。它被广泛的应用于儿童心理治疗,儿童品行矫正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青少年教育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今青少年的教育也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也要靠当今青少年以创新的精神批判的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适应与转型——以广东省肇庆市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为例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新学的发展,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但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文化建构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国人本土文化价值本位的缺失造成了当下信仰真空的泛滥,如何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中有效推进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重塑国人的根性集体无意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广东省肇庆市传统文化教育推进过程中的问题与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阈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念重塑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新兴的心理学思潮。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该将积极心理学理念引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重塑相关教育理念,以增进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传统节日视阈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在形形色色西方文化和西方节日的冲击下，固守本民族的节日之根和文化之魂更为迫切和必要。挖掘传统节日的优秀价值并赋予时代内涵，对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

积极心理学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为基础，探讨如何建设符合当前需要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积极心理学以人的积极品质为出发点关注人积极力量的理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宗旨具有内在契合性。本文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把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方法融入教学活动中,为高校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向,为努力实现其积极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积极心理学理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积极心理学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从过去的偏重于心理问题矫正与治疗方向转向如何培养积极人格、体验积极情感等方向上,广泛影响了心理学众多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应该是预防和矫正心理问题与关注发展和幸福并重。因此,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探讨

积极心理学在主观层面研究了积极情绪与体验,在个体层面上研究了积极的人格品质,在群体层面上研究了积极的公众品质及良好的社会组织。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沿袭了以往的消极心理学模式,应该将积极心理学理念引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本文分析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积极心理学视野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     

高校武术文化传播与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

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由于中华民族精神和武术文化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缩影,其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形态,更浸透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以武术套路表演为载体传播武术武技与武理技术文化,以基础武术功法教学为载体传播武术行为文化,以武术艺术欣赏为载体传播武术心态文化,将武术文化中的精华运用于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为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供有效的途径。     

弘扬传统文化 创新德育途径——在高职院校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孕育了内容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来重视道德教育,关注个体身心修养,这一特性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了强大的德育功能。作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新形式,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时间还很短,在很多方面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针对高职院校的具体特点,积极探索新的德育工作思路,对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会大有裨益。本文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索,根据高职德育工作的要求以及高职学生的德育需求,将高职德育工作目标归纳为七个重点。针对这七个重点内容,就如何应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效地开展德育工作分别进行了论述。在高职院校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要注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甄别,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与时俱进,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方法结合起来,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调查与思考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作为未来社会中坚的大学生应该重视和了解传统文化。然而实际调查的情况却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洗涤下，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中逐渐被淡化。其原因与相关教育模式存在误区，社会重视程度不够和学生追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态度有直接关系。因此。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纠正轻视传统文化的社会风气，改革历史文化教育形式，并建立有效的保障制度，才能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历史文化教育。     

阿拉伯企业文化及管理特色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之下，阿拉伯企业将自身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与现代先进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阿拉伯特色企业文化。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组织结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及其形象设计和公关等方面。     

后现代视阈中大学生非主流现象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非主流文化深刻影响了大学生尤其是90后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非主流大学生在话语特征、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有独特的符号系统;非主流文化反映了后现代个体强烈的从众心理、逆反心理、娱乐心理、抗争心理和渴望展现自我的心理;非主流现象的盛行启示青年研究工作应转变范式,青年教育工作应更新理念,文化建设应兼容并蓄;对待非主流现象,应顺其自然,让时间和历史来检验非主流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探索生命的密码

作为一名钟情于国学的作家、画家和道德经艺术馆的创办者，韩金英习惯于为自己的国学作品配图，这些图也是她对于生命的终极密码的探索。用油画手法表达对易经、风水、中医、智慧的领悟，是她未来不懈的追求。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与现代阿拉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自我更新

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倡导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在文化转型中既保留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又融入作为现代文化核心特征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新型核心价值观.为此,他既尊重宗教作为传统道德基石的作用,又将科学作为现代价值支柱而加以大力弘扬;既继承了伊斯兰教入世传统中对人的价值定位,又试图将它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相结合,以凸显"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因此,此种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实际是对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新人"的召唤.     

The reflexive self and culture: a critiq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ngage with a tendency in the theorization of social change and self-identity, evident in the work of a numb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sts, to place an extended process of reflexivity at the heart of modern identity. As symptomatic of 'neo-modern' accounts of selfhood, critical readings of Giddens, Beck, Castells and some aspects of social theory more generally, and their account of modern reflexivity's relationship to culture, are assessed. In light of these criticisms, ways in which culture might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haping of identity are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reflexivity, drawing from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G. H. Mead's own brand of social psychology, are all utilized in establishing a critique of the role Giddens and others designate for cultur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elf. By potentially repositioning self-identity in its connection to culture, the overall bearing of reflexivity upon the processes of self-identity is thus questioned. It is argued that a culturally-situated, yet fluid and multifarious account of self-identity is a necessary analytical and normative altern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