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     

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

在5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三个阶段的特点既有相同的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文章扼要地分析了50多年来中国对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及其一度出现某些偏差的原因,对今后的援外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闻的舍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     

中国对外援助对外需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1985²013年度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后发现,变量均是一阶平稳变量,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运用OLS法对中国对外援助对外需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与外需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际汇率、技术创新能力与外需是正相关关系,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FDI、OFDI、出口退税和GDP对外需是正面影响,且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

国际援助既是外交行为,也是经济行为。在外交和政治目标之外,援助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学术界和政界曾一度迷信对外援助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直接正面影响。然而,现实中巨额的外援并未给第三世界受援对象带来期待中的可喜变化,学界开始反思,有一种倾向认为援助不仅未能给经济带来正向影响,反而有损经济增长。然而,这类结论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考察援助未能有效促进增长的内外因素。这些探讨都试图找到对外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消弭了援助本身和受援对象的特殊性;在研讨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都倾向于从受援对象方面来寻找原因和证据;现有的研究建立在传统援助的数据基础之上,忽视了来自发展中的新兴援助者的援助实践,而新兴援助者正给援助与经济增长提供越来越多正相关数据,有望推进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援助外交体制研究及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未来改革的可能选择

本文通过对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G20国家)的援助外交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归纳出独立机构负责型援助体制、多部门协调型援助体制、非政府化援助体制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体制,分析这三种援助体制的特点,着重关注不同类型援助体制与各国不同战略目标设定的切合和匹配。之后,针对中国对外援助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既有援助外交体制的改革压力,讨论未来中国援助外交体制改革面对的三个可能选择。     

论中国吸纳外援、对外援助的外交关系--以邓小平的援助理念及其援助实效为视角

关于吸纳外援、对外援助这个主题,大多是从国际形势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及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进行考察的,而本文试图从邓小平对外援助的外交理念及其获得的实效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和阐明,以突破原有思维视角.在此,主要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国际援助外交思想中的积极主动的思想理念、他的现实的国家利益视角及其外交思想中的道义色彩.同时,本文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所取得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作为受援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效.当然,中国作为援助国所倡导的援助原则及实施的力所能及的援助对于修好国际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意义也不可小视.最后,提倡各援助国进行以发展援助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并建立相应的互利合作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以保障其有效实施.     

“欧盟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综述

本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研究"为线索,重点对欧盟对外援助研究作横向归纳和评析,同时,就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斯多克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纵向评析。本文用三种研究取向、两种研究层次、三种研究路径以及援助领域研究的进展来框定目前国际政治学对于发展援助理论的研究现状。     

多维度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继承对外援助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探索和创新,形成囊括多层面、多维度,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性的援助观。在开展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守援助的本质,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和"正确义利观",追求主权与利益的谐和;努力实现援助的目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适当调整援助的力度,坚持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的紧密结合;积极发挥援助的功能,提供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本着"真实亲诚"的理念推进对外援助事业,做出国际贡献。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感和道义感,更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     

FDI影响中国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机理探讨:产业结构变迁视角

文章基于生产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理论相关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以中国23个城市群样本划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     

南极资源利用与中国参与——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分析

南极资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国际公共资源的南极资源其利益可以由全人类共享。各国在南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贯彻自主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一系列多层次的南极资源利用的制度规范,规制各国的机会主义行为,是科学利用南极资源、避免“公有地悲剧”的有效途径。南极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作为南极利益的攸关方,当前中国应当从供给新制度、增强可信承诺以及强化监督3个方面积极维护国家南极资源权益。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从嵌入程度和地位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发现尽管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明显提升但地位仍然较低,嵌入方式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利用按行业口径归集的中国高技术企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的提高都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全球格局的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伴随着新全球格局的历史性变革,西方国家整体力量削弱,而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单极体系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对全球格局的变革正在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全球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进入深度重组的历史关口。近期来看,全球格局必然呈现出旧格局崩塌与新格局生成这一变革转型期的混乱和无序。长远审视,全球格局必然走向以无极化为根本特征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一体化时期。针对当今全球格局的最新动向,中国的战略选择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加快推动新科技革命,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全面助力发展中国家崛起,进而在建构全球新格局的历史性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挨骂”“失语”...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Koopman等关于增加值贸易的计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在观察期内,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衡量的贸易规模增长了17倍,但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衡量的贸易利得却下降了25%。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的主要动力依然来自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二者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75%和41%;而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贡献率仅为4%;此外,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目前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也明显不利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效应检验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任务和创新体制机制的综合功能区,应该是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采用2006—2016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能够驱动所在省份的绿色发展,但对其主体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所在省份绿色发展并不存在门槛效应。     

超越“奥菲悖论”： 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及对策研究

基于《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颁布、“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规划的提出等因素，迫切地需要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进行预测。从在校生人口数量、班级规模、课程周课时、教师周课时等方面入手，构建了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对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量和盈缺情况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从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缺口量大；“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师需求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显现，2027年达到高峰；当前小学科学教师的补充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站在培养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战略高度，做好小学科学教师师资配置的中长期规划；多渠道地补充小学科学教师人员数量；实施“U-G-S”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保障小学科学教师在需求、培养、就业及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