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的合谋现象研究

本文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中合谋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的存在,导致寻租行为和代理人恶意合谋行为的大量产生。解决契约双方恶意合谋的出路在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培育竞争性经理市场,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从而保证现有委托代理体系健康运行。     

上市公司审计合谋的原因及防范对策

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审计市场结构的不合理、监管力度不够和违法行为的法律约束不足等因素,滋生了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审计合谋。审计合谋会导致诸多危害。文章通过建立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分析供需两方的行为形成机理,对审计合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审计合谋的对策。     

逆向拍卖采购中合谋的防范策略分析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线逆向拍卖以其独特的采购优势赢得了供应商的青睐.由于在线拍卖采购的规模与复杂性,采购商往往委托第三方进行在线采购,由于信息不对称,处于理性人的参与各方会形成合谋.在此将合谋分为供应商之间的水平合谋和采购各方的垂直合谋来分析合谋的成因以及从就何防范两种合谋提供合理的策略.     

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中的合谋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共享经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监管问题,对消费者和政府造成了较大困扰。针对当前我国共享行业的监管困境,以防范合谋为关键点,提出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策略,建立共享企业和第三方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共享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的监管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对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第三方与共享企业合谋的负效用、努力经营成本等参数均会对合谋行为产生影响。适当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与惩罚力度、敦促第三方监管机构与共享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共享行业健康发展。     

移动应用安全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与建议

移动应用安全状况日益凸显,亟需采取相应的监管策略.基于完全信息三方静态博弈模型,探讨移动应用安全监管中政府、移动应用商店以及移动应用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博弈决策问题.政府通过对应用商店的监管发现存在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的情况.对于减少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政府可给予应用商店未来的合作机会等间接激励,其作用优于现金支持的直接激励.而有效控制监管成本,增加应用商店和开发商合谋所产生的损失,是减少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概率的有效途径.从博弈角度出发,提出了政府从移动应用传播渠道入手的安全监管策略,即政府在何种条件下能更好发挥通过应用商店间接监管的作用.     

最优监督策略研究

本文在Tirole(1986),Kofman和Lawarree(1993)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合谋对监督决策的影响.我们主要从合谋,信息性质和监督技术特性三个方面分析组织中的监督决策.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合谋是影响监督决策的关键因素;存在合谋时,信息性质对监督决策具有绝对的影响;无论合谋是否存在,委托人偏好向上的监督技术;在硬信息条件下,合谋有利于高努力的监督行动,而在软信息条件下,合谋对监督行动的影响是等价的.     

论国有企业契约安排与高管更替

在现有的行政授权体制下,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正式的隐含代理契约,及委托人和代理人合谋寻租的、非正式的关系契约.正是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高管更替中的逆向选择、高管任期不确定和企业行为短期化,是国有企业代理低效率、高成本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解决,必须把高管选择权归还给企业,实现高管更替的市场化、公开化和竞争公平化;必须签订显性的正式契约以替代隐含契约和关系契约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规制作用.     

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内部审计独立性研究

从契约角度来看,治理导向对内部审计契约提出的挑战在于,随着治理关系的细化,内部审计承担的保证职能范围更加广泛,内部审计契约中委托人的界定更加困难,以及受托后监管权限的取得等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委托人/审计师/代理人三层次代理模型发现.要增加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除了必要的激励外还必须辅以有效的惩罚机制.防止内部审计师与代理人的合谋.     

泛家文化、差序格局与公司治理的合谋防范

公司治理是一项制度安排.对合谋行为的防范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即可视为一项制度变迁.中国的泛家文化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制度要素.合谋防范的机制必须在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参与约束的基础上对已有制度进行一定的边际修正,同时需要对正确的文化信念进行宣传,进行制度增强,引导社会外部环境对合谋行为的监督,并积极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     

"合谋"的负面经济后果及对有关几种观点的评析

“合谋”是竞争企业为阻止竞争获得垄断利润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扭曲了价格信号 ,阻碍竞争机制的作用 ,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合谋”可分为“明确合谋”和“默契合谋” ,“合谋”的稳定性取决于一系列严格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 ,因此“合谋”成员之间常存在着利益冲突 ,因而现实中的“合谋”总是不稳定的、短暂的     

审计合谋及其治理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频繁发生的财务报告舞弊案很多都牵涉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合谋问题。审计合谋的原因主要是：公司产权主体的缺失、审计收费不合理、监管环境不完善等。防治审计合谋应采取构造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审计收费制度、强化政府监管等措施。     

论美国法上默契合谋的平行行为之判定

对于寡头垄断下默契合谋的平行行为的界定及解决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中的重要问题,从古诺寡头模型中寡头垄断问题的发现,到特纳和波斯纳两个学派对此问题的论战,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美国法上的平行行为的相关的理论及判例,对于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协同行为的界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和行为分析

我国有关寡头垄断市场的分析,一般都集中在电力业、通信业等。然而,房地产市场也是一种重要的寡头市场类型。本文提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寡头垄断市场的论断,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定产与定价策略,论证了我国房地产企业存在着合谋的强烈动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房地产企业合谋的相关建议。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与国有资产流失:一个合谋的视角

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自青木昌彦于1994年提出后一直成为国内学术界所讨论的主题,国内的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更多的强调各监管者也是中间代理人,没有积极性来进行有效监管,也就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明显地体现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通过与政府主管官员、董事会成员、审计等第三方机构的合谋来实现自己获取企业资产或增加自己福利的目的.此时的监督低效不是监督主体监督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而是他们主动或被动参与合作的问题.这意味着需要调整设计治理对策的思路.     

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研究

文章认为利益和制度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试图从利益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寻找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中行为偏差的原因。首先,论文借助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影响地方政府治污行为的关键变量,其次,把这些变量置于中国现实制度的语境下,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不断扩张的自主性,使其具备了保护污染企业进而与之合谋的可能,压力型体制下的绩效考核观、财税分权导致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以及第三方监督的弱化最终促成了政府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行为偏差。最后论文从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来纠正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     

城市拆迁中的合谋问题及解决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法对城市拆迁中的合谋及其主要形式进行了解析,在对利益主体进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演绎城市拆迁中政企合谋的产生并探索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用合谋与防合谋理论,进行城市拆迁防合谋监管机制的设计。     

媒体监督、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3-2005年受处理的78家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体监督、上市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可以有效的防范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而上市公司性质对于上市公司的合谋则影响不大.此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充分地保障媒体舆论的言论自由,从而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而通过产权转移来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则意义不大.     

契约安排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

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方面,正式的代理契约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问还存在一个非正式的关系契约.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约束监督机制失灵,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合谋.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政府必须把企业高管的选择权和解雇权归还给企业,建立以企业董事会为核心的、职工参与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     

道德视阈中的合谋性沉默研究

发生在公共空间领域中＂十三亿人竟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小悦悦＂事件等道德事件凸显出合谋性沉默及其消极作用,由此对合谋性沉默的研究成为不可回避的学理性和现实性任务。基于中西不同的文明路径,在对沉默及道德视阈中合谋性沉默予以界定基础上,考察道德视阈中的合谋性沉默产生的原因,提出可从传媒公正与个体理性、公民责任与价值引领、制度保障与道德智慧等方面消解合谋性沉默,促进道德建设。     

外资企业市场进入行为与市场结构效应--以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为例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范式,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具有互动关系,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而在外向度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退出行为会产生巨大市场结构效应.因此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必须以更好地规范外资进入行为为重点,有利于消除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和过渡竞争同时并存的二元市场结构,逐步建立以效率为基准、适度集中、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