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论“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着重于对儒学"内在超越"特质与宗教性精神的抉发,他从儒学宗教性之前提、内在超越与儒学宗教性之表现、"掘井及泉"的内在超越之路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维明对于儒学宗教性的论述,一方面深化了对传统儒家的认识理解,另一方面又找到与西方资源进行沟通对话的渠道.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

"生生"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此识见不仅有来自儒家以之为理解宇宙万物的根本方式、以之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以之为自觉的学说追求等方面的支援,而且有来自其作为儒家思想内在维度所呈现的基本要义,以及由这些要义对儒家思想所做的多向伸展和忠诚落实等方面的支援。质言之,"生生"是儒家思想的灵魂。儒家思想的张合、进退、通阻,都在"生生"二字。这二字不仅隐含了儒学诸多的理论课题,而且关涉到儒学的现实走向。     

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史通》批判

在唐宋学者重振儒家独尊地位、复兴儒学运动的过程中,《史通》批判是当时学术界振兴儒学、维护儒家思想权威的又一条路径,柳璨、赞宁、孙何、张唐英等人猛烈批判《史通》"妄诬圣哲"的行为,力图重新确立儒家思想毋庸置疑的独尊地位。《史通》批判是以对史学理论著作展开批判的形式,以儒学内部矛盾斗争的方式,配合了儒家思想在外部对佛道两家斗争的主战场,对当时儒学振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先秦儒学的外推—超越悖论

中外历史上对于儒学价值的考量引发了外推与超越的悖论,儒学并非宗教,却具备独特的超越性品格。安乐哲等汉学家针对儒学超越性问题的论述,折射出复杂的西方话语逻辑,并显示出汉学自身的“西学”特征。儒学超越的特征可以大致概括为：理想性、内在性、日常性、实践性、礼仪性、情感性与艺术性。     

从群体原则到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群己观探析

群己关系是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都环绕着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儒家学派基于对合群性意义的认识及对群体秩序的关注 ,更多地强调了群体原则。汉代以后 ,随着儒学被体制化 ,特别是发展到宋明理学 ,先秦儒家的群体原则已被引向了整体主义 ,这种整体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个体对群体特别是作为群体秩序代表的专制君主的服从 ,贬斥和抹煞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整体主义的兴盛与流行 ,导致和强化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被拉长 ,中国文化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试析汉代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按其本原的属性可分为物质性的本原生成论和精神性的本原生成论两种类型。它在天道观方面融合了儒、道的宇宙本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向宇宙本体论转化的倾向,其宇宙生成过程论也趋于繁琐化、神秘化。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这些特点是当时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反映,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论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以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平等”观念,逐渐从古代儒释道的“圣凡平等”、“佛法平等”和农民“均贫富”的原始平等欲求,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原则,从中可以分梳出“齐其不齐”和“不齐而齐”两种理路,演化出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制度设计,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平等”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现代价值,但平等如何可能依然是个问题。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并未终结。     

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论现代人的生存困惑--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观

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逃避自由>一书在全球影响很大.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现代人生存困惑的机制及其原因,提出了现代人与传统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个体化;个体化的过程是人的自由与孤独感并存的过程,由此形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生存困惑中,从而选择了"逃避自由".     

礼乐与仁爱精神的起源——先秦儒家的交互主体性思想论

在先秦儒家中 ,孔子将哲学建立在对人的理性思考上 ,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丰富交互主体性思想因素的儒家学说。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 ,孟子和荀子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 ,从礼乐和仁爱两个不同的方向对孔子学说进行深化和拓展 ,使交互主体性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一项基本的内容和原则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礼乐和仁爱精神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