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环境法典表达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然而现行环境立法无力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实质化构建需要,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法典表达的价值得到彰显。大气污染治理与碳减排的同根同源性使污染控制规范体系对二者的规制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由此决定,污染控制编更适宜承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环境法典表达需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机制在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表达宜依两层面递进展开：在构建理路层面明确其调适融合功能、实现从形式表达向实质表达的适度超越、明确生态环境部门监管主体地位并以制度机制监督主体履职;在规范构造层面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机制配置于污染控制编“基本规定”一章、创制基础性与配套性条款、诠释拓展调整范围条款意涵与基本原则条款边界。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众参与对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在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参与会推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间接影响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在区域视角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难度低,故公众参与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地区更明显;此外,公众参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公众参与不仅能对本地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发挥正向作用,同时这种正向作用又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能够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本研究对减污降碳治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论减污降碳“三协同”:理念、制度与主体协同

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然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之路道阻且长。事实上，减污降碳协同体系的构造应着眼于“三协同”:理念协同，确立减污和降碳并重的立法目的与价值追求；制度协同：重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核心制度；主体协同：实现政府、企业、公众的良性互动。其中，理念协同旨在将减污降碳理念融入立法体系中，指导并形成可以直接适用于解决降碳问题的制度框架，而制度协同的实现又必须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多方治理，即在理念协同的指引下，通过主体协同将制度协同予以贯彻实施。     

从碳排放权之争看我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法律应对

应对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碳排放权的争执中,发达国家强调环境权,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对此,双方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应明确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做好应对碳关税政策的准备,制订相关法律制度,倡导低碳生活。     

碳减排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30个重点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十二五”以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基于动态因果效应明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实施年份;考察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平均因果效应;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年份、样本研究区间以及城市空气质量的衡量指标对实...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

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实现工业化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双重压力,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必然要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这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激励型的财税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云南省低碳经济的科技政策支撑体系建设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在全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与绿色经济的大潮流下,为促进云南省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省情的科技政策支撑体系,即包括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三个方面。     

基于MRIO模型的碳足迹跨国比较研究

贸易与环境应该如何在后京都时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议题在当前受到了普遍关注。大量研究从一国角度结合国际贸易分析碳排放,而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研究多国碳足迹的文章却不多。研究发现我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遭遇了严重的碳泄漏;以生产为基础核算的碳足迹与以消费为基础核算的碳足迹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使得发达国家的碳足迹被严重低估。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保证那些碳密集型行业使用的生产技术更加清洁,而绝不是将生产过程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因此,可将碳足迹核算体系调整为以消费为基础,从而消除碳泄漏;通过制定区域贸易协定,组建环保联盟,使联盟内部采取低碳技术合作与转让等举措,促进全球范围内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研究述评

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中国二氧化碳（CO2）排放峰值问题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中国CO2排放峰值的宏观研究进展、中国CO2排放峰值目标的区域分解和产业分担以及偏向于尽快达峰的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成果梳理,明确中国CO2排放峰值问题的来龙去脉,搭建学术界研究的基本框架,解析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脉络演进,并通过明晰学术界存有的共识和分歧,确认亟需构建CO2排放峰值的学理框架、加强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工作、系统化研究达峰政策及其效应、强化研究峰值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进一步突破的方向。     

产业发展与区域碳排放脱钩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Tapio脱钩模型,通过计算陕西省1995—2011年五大类产业CO2排放量与产业发展脱钩指标,研究了陕西省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碳排放脱钩状态不容乐观,而第三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整体上比较理想,属于低碳排放产业。因此,必须探索陕西省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陕西省低碳经济顺利转型。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低碳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研究——以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为例

在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根据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部门2006—2010年的数据,讨论了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总体上来说不理想,存在地区差异。导致这种不理想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体制分散、执行主体决策不当、执行主体人员素质不匹配等;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宣传不到位。     

论全球气候变暖下的欧盟低碳能源法律政策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开发利用＂低碳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能源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社会的目标。欧盟能源法律政策的重心也从着重稳定而充足的能源安全供应到注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低碳社会＂,实现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赢。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学习借鉴欧盟低碳能源的法律政策的经验。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西方国家碳税政策实践的比较及启示

在我国开征碳税既有利于树立国际形象,也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在碳税的推行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碳税政策特征进行比较,从征税范围、税率、税收收入使用和优惠政策四方面借鉴其成功经验。最后得出我国应循序渐进地推行适合我国国情的碳税政策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