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试点政策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以中国政府实施三批低碳试点政策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建筑业碳排放。同时异质性分析结果反映,北方地区低碳试点政策降低建筑业碳排放的作用要大于南方地区;动态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除政策实施后的第四年外,随后五年中政策效应持续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低碳试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建筑业的用电量和提高其技术水平来抑制建筑业碳排放的增长。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利用中国2004—2018年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大气污染物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碳排放效应

基于拓展的STRIRPAT模型分别从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总量和新增量两个角度构建碳排放效应的人口模型和就业模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不过每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净增碳排放成本却在下降,城市每融合一个流动人口,每年大约新增加0.3吨碳排放。研究还发现,老龄化、城镇化、人均GDP、城镇就业人员均对流动人口城镇融合碳排放总量有增加作用,而GDP能源强度则对流动人口融合碳排放总量有降低作用。此外,农业、建筑业和工业的碳排放总量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净增量存在显著影响。建议树立"低碳融合"和"绿色融合"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理念,在流动人口城市融合中纳入碳排放成本,建立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碳排放监测制度,重点关注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现代农业领域流动人口的"减排"。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中国城市碳排放差距及其技术成因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技术和新装备层出不穷,在碳排放“双控”的过程中,技术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必将愈发凸显。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城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存在较大差距,具有总量差距大、强度差距增长快的特征,这严重影响到整体推进碳排放“双控”的速度,其背后的成因离不开城市技术进步异质性。中国城市生产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绿色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强,碳排放差距缩小源于前者,碳排放差距扩大源于后者。技术在减排中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技术进步异质性在碳排放差距方面的解释力尤甚,其根本原因在于纯生产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而纯绿色技术进步异质性太强。从全国层面布局碳排放“双控”战略,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具体到区域层面有的放矢地发挥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人口流动会抑制城市碳排放吗?——基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平衡“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别化待遇，它为研究人口流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弥补STIRPAT模型在政策评估上的劣势，可采用以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技术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关系。由此，政策上应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分类控制不同城市人口流入规模，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西北地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西北五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了1992—2011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并从近似关系和脱钩关系两个角度刻画了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2—2011年,西北地区碳排放总量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引起的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消费;西北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的变动趋势近似,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近似;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表现基本上一致,且在大部分年份指向弱脱钩状态,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发展趋势可能仍将持续。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低碳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研究——以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为例

在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根据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部门2006—2010年的数据,讨论了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总体上来说不理想,存在地区差异。导致这种不理想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体制分散、执行主体决策不当、执行主体人员素质不匹配等;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宣传不到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MDI模型

嵌入式碳足迹（EmbeddedCarbonFootprint,ECF）是居民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测量比较困难。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消费者角度研究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对节能减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对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ECF）进行测算,并运用LMDI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生活水平效应较大,为正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233％;碳排放强度为负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一133％;消费结构为正效应,对总ECF的贡献度是9％。因此,政府应倡导居民节约消费,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注重交通项目的减排。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碳配额约束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碳交易体系导致企业生产的成本构成和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基于博弈论方法采用古诺模型,对同行业中的双寡头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力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探讨碳交易约束对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影响,在研究中突出分析了企业碳强度的差异对碳约束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理论模型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模型结果与算例仿真结果显示:碳配额约束会对不同碳强度的两企业造成产量方面的影响,碳强度低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碳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当配额总量越紧张时,这种竞争力优势愈发凸显;而碳强度较高的企业,对碳配额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越敏感,在碳配额总量紧张时,过高的碳强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碳成本,大幅度减少产量,甚至被挤出产品市场。从整个行业的产量来看,碳配额约束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的整体产量有所影响,随着碳配额总量缩紧,行业的总产出减小,会给政策的制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减少排放之间寻求平衡,是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之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

基于2001—2018年中国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2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安慰剂检验和DID估计做稳健性验证。研究发现:（1）天津、南昌、贵阳、昆明、镇江和遵义等六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降低;（2）低碳试点政策使厦门和镇江的工业SO₂排放强度以及宁波、青岛和镇江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显著下降;（3）保定、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提高;（4）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种类异质性,工业废水减排效应最显著,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次之,工业固体废物减排效应最弱;（5）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行政等级对低碳政策效应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认为应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治污减排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和低碳经济转型的研究

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总量过快增长使得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承受的外部压力不断加大,低碳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文章在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及其主要特征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现低碳转型需要从规划、产业体系、能源利用方式和结构、低碳技术等方面深入开展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