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提高戏剧美感——曹禺剧作的诗性研究

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     

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

为什么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创作出好的作品?对此学者们有不少的解读.有人认为他千古文章未尽才,把天才的沦落归结为"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等等,说是时代"毁灭"了他.这只是一种带有政治情绪的简单判断.如果是那样,就难以解释当时苏联的一些作家,在那样一个情势下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也难以解释鲁迅,包括曹禺,在旧中国腐朽反动的条件下,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曹禺的这个现象,不仅是曹禺一个人的现象,也是解放后许多老一辈作家面临的问题.在曹禺创作出<家>之后,就已经产生"库存枯竭"的创作危机;建国后,他又陷入更深刻的创作思想的危机;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他居高位,但如他说在精神上已经残废;晚年,更陷入很想写作但又写不出来的更深刻的创作生命即将衰竭之中.当他觉醒起来,但是已经无力自拔.在这创作生命的历程中,蕴蓄着极为深刻的教训.     

从曹禺戏剧透析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之路

曹禺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知识女性形象 ,她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并以不同方式反抗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为此围绕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的悲剧命运及成因 ,分析了曹禺剧作对妇女解放道路所指明的方向 ,即由个体解放走上集体解放之路     

曹禺剧作的当代诠释与舞台呈现

文章总结和归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对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诠释、改编以及由此形成的舞台艺术的现代特点.在概括描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常演常新的剧场面貌的前提下,对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同的导演风格、不同的舞台呈现进行学术研讨和分析评价,肯定了既尊重原著、又不断升华原著的美学精神的艺术创造方法,同时对于有违原著美学旨趣的肆意改编提出批评,探讨如何发挥经典剧作的现代意义、深化其文化价值等问题.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曹国“新考

今人多依唐代萧德言的<括地志>观点,认为曹国因曹南山而得名,实则不然.曹姓始族曹安是曾任火正的吴回之孙,曹姓部落早期居住地在今河南灵宝县的"曹阳",商汤伐夏桀,灭亡了忠于夏王朝的三鬷部落,三鬷本居今定陶城南,与汤都亳近在咫尺.于是商汤迁曹姓部落于此,作为商附庸国.周灭商,武王又将其六弟姬振铎封于此,而将曹姓部落东迁至邾.从而出现了曹国公族不姓曹,邾国公族不姓邾的现象,邾国公族以封国为姓,称邾、娄、邹等,邾后来去"阝"为朱,故后世姓氏书中将邾、朱、娄、邹等姓始族称为曹.     

抗争与牺牲的两极——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

曹禺剧作中塑造了两类极端的女性形象:包括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在内的抗争者与愫方、瑞珏、王昭君所代表的牺牲者,反映出作者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体验及艺术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