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政策的视角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为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政策功能的强化，又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发展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把中国建设成社会投资型国家。     

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政策的视角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为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政策功能的强化,又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发展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把中国建设成社会投资型国家.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保守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其本质是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迈向综合的＂社会取向＂。这一演变对我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福利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形成良性运行的福利机制。     

欧美的福利国家概念

第一个时代福利国家有建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在某些地区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三分之二世纪,建立了近代国家的结构。第二个时期始于十八世纪最末三分之一世纪前后并延续到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点是国家的形式。第三个时期从十九世纪最末十年前后开始,主要致力于决定国家的内容。我们所熟悉的第二个时代福利国家则经过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十九世纪最末十年期间前后,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近代福利国家这第一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福利国家的活动总是贯穿着原则冲突。欧美福利国家的当代阶段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它一般是把福利当做一种需要来接受,并且从福利的活动舞台上消除掉原则冲突。美国社会的特征使得近代美国福利国家具有一种特殊结构。第一,这种福利国家首先是为了整体福利对企业某些活动强加控制而建立起来。第二,在控制框架内,从开始到目前分别注意反托拉斯和管理政策。这充分表明美国经济方向的两根支柱:在同一时期美国人既想望一种在没有管理的竞争里个人平等的社会又想望对公司活动加以民主控制。美国这种个人主义和福利的矛盾,是由于美国人民的双重态度,由于美国缺少那种在欧洲使彻底的福利国家付诸实施的机构,特别由于自由企业和强制福利在美国政府制度中同样得到安排和统一而产生的。美国型的福利国家对欧洲型福利国家而言,其本质似乎在这里:欧洲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倾向于使控制范围和控制根源的功利标准带上原则,而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则倾向于使政府而不是使控制和控制范围的功利标准带上原则。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之争及其发展趋向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国家、市场及社会三种力量在福利体系中作用如何发挥、角色如何承担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向综合的＂社会取向＂发展的趋向。     

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全面地过渡到国家垄断。西方各国政府奉行充分就业、需求管理等干预主义政策,全面深入地介入社会经济。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时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推行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将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收入的“公平分配”相结合,实施了对部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较全面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有限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次改革不仅奠定了战后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然而,此次“民主社会主义试验”不仅没能解决战后英国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甚至更成为60年代末“英国病”激化的重要根源。因此,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尤为引人关注。     

现代政府功能与行政权力控制

当代政府所承担的统治、管理、服务这三方面功能，是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资源。在政府功能的历史时态变迁中一直贯穿着如何制约行政权力的问题。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又要使行政权力限于法律设定的空间中运作．这便是对行政权力控制。本文从政府功能角度出发，探索了如何控制行政权力以及进一步发展中国行政法治研究的思路。     

论英国新右派的福利观

新右派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主要在英国形成并在８０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动,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观,其观点构成撒切尔夫人所谓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新右派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许多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的根源,并对战后特别是６０年代末以来的英国经济和福利重建的失败提供了解释。但它的福利观建立在抽象个人主义基础上,它关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论述以及对国家与政府相互关系的分析等存在明显的缺陷。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公共性与服务性在社会管理中的体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渐进的社会工程,需要透过社会合作机制,从整体上对公共服务型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在此过程中,要区分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的概念,避免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解为民生建设和福利国家建设。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的变革与借鉴——基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福利辨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家庭寄养的国家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殖民时代。在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价值取向交织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福利供给角色也不断发生改变。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永久家庭安置为核心的政府主导、社会强制报告、专业社工服务为一体的家庭寄养体系,在"自由"与"干预"之间实现了平衡,为我国在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背景下,从政府主导、保护主体多元化、提供预防服务方面建设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与家庭支持福利制度给予了有益启示。     

福利解析

福利是人的幸福利益，福利涵义中的幸福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满足或愉悦。从基本涵义上讲，“福利”与“幸福”是同义语，与“利益”亦是同义语，我们对幸福和利益基本涵义的阐释，也就是对福利基本涵义的阐释；在基本内涵和本质上，福利与利益及幸福具有同一性，福利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认识和把握福利的本质。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指导和影响社会的福利制度。福利政策和福利行为，福利的主要功能包括；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结成，增强和调节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中西方政府职能演变轨迹比较及其启示

中西方政府的职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各自的演变轨迹。西方各国的政府职能虽有差异，但经济职能大致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全面干预，再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及至“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过程，政治统治职能逐渐减弱，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则呈现出从战后的全面干预到逐步社会化的趋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政府经历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重心转移的过程，经济职能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发展到逐渐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而社会职能则从社会事务的国家化逐渐走向了社会化，但同时也在不断增强。从比较中可以发现，中西方政府职能的演变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中也蕴涵有共性的东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社会学视野下域外少年司法社会控制的路径分析

从社会学理论出发,社会控制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机制回应了百年以来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刑事惩罚、福利之间的理念与对策的调整。福利模式下的少年控制强调少年福利和康复,福利化的社会控制机制主导了少年触法行为或少年保护事件的干预,也在另一侧面显示出作为社会政策的福利政策和刑事政策的有机联系。基于社会安全考量,世界各国对少年触法者采取强硬态度。作为严罚思想的体现,刑罚福利主义思想强调基于康复需要的干预而不是消极的惩罚。通过协作的少年控制强调了社会控制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责任的分担,强调与社会化的专业机构协作和社区责任承担。     

构建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中的政府责任

在构建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构建中,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者,无疑承担着重大责任.政府承担重大责任既是社会保障作为公共物品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包办社会保障和排斥市场、集体、个人的介入,而要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出发,明确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边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化保障机制,强化社会保障功能社会政策化技术路线.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虚拟渗透中的福利态度转变：虚拟生活方式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偏好的影响

虚拟化作为影响个体福利态度的技术环境因素，在研究中长期被忽视。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将宏观的技术环境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如何作用于个体福利责任态度的机理。本研究的结论如下：虚拟化程度显著降低政府福利责任偏好，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越高，其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程度越低,并且其弱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加强；虚拟化程度主要通过风险预期和经济个人主义两个中介变量影响政府福利责任态度，而社会权利意识和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虚拟化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弱化作用，在年龄更大、非中间阶层、经济增速较低区域的个体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对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考察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所衍生的“刚性稳定“思维、嵌入监管效果弱、非正式制度运用匮乏、社工队伍建设系统提升以及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等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应寻求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化,探索从分类控制向嵌入监管的转化,发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同效能,强化制度系统功能耦合及后续发展能力,以社会政策来夯实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以及培育公共精神来缝合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     

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家庭政策主要是指通过制度、项目、服务等影响家庭功能和家庭福利的政府政策,包括直接以家庭为干预对象的显性政策和间接影响家庭福利的隐性政策。美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相关政策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社会政策的出现。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的福利扩张,再到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应对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中不断发展,政策理念逐渐由"替代家庭功能"转向"支持家庭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时期,面对日益突出的家庭压力增加和家庭功能弱化的问题,对家庭政策的需求亦增。美国家庭政策发展中的六个特点,分别为:立法先行,明确权利和义务;政策手段灵活,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重服务网络建设,鼓励社区服务;采用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选择最有效的干预;建设绩效和结果并重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政策智慧突出,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意。美国家庭政策可为建构中国家庭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