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自在的”文本与“虚在的”作品——伊瑟尔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

伊瑟尔的文学作品“两极说”,从接受美学维度力主“作品大于文本”,而不是文本大于作品,这是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唯文本主义”理念的一种对话.伊瑟尔的文学文本“召唤结构说”,依据现象学原理深入阐发文学文本之开放性的内在依据,既有别于精神分析学对阅读心理对无意识的阐释,又不同于“读者反应批评”文论所宣扬的文本虚无主义与读者至上主义.伊瑟尔这样的作品观与文本观,丰富且深化了当代文论的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     

文化研究的美学维度

文化研究每每被人指责没有深度,刻意避开审美体验。但文化研究的看家方法文本分析,原本就是美学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更广泛角度说,文化研究的审美经验不属于德国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它或者更属于布尔迪厄《区隔》中那种"走进厨房"的反康德主义社会学美学。美国的文化研究课程多放在英语系开设,到90年代末叶,出现重申审美倾向。曾经被人不屑一顾的审美愉悦和快感经验,再一次变成理直气壮的话题。而当代文化研究与美学的对接,最终涉及到意义的生产、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更为晚近的理论旅行等一系列前沿问题,由此体现出文化研究面貌全新的美学维度。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评新时期文学理论中的“审美论”倾向

“文学审美论”是众多看待文学性质和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之一。从历史上看,“审美论”是从外国引入的一个术语,在英语里是aestheticism,国内多译作“唯美主义”。然这种译法容易产生误解,似乎aestheticism是只追求美而不顾其他的“主义”。事实上,“审美论”的基本特点是从审美范畴出发来认识和评价艺术。文学审美论的基本信念是:文学的主要属性是审美性,文学的根本价值是审美价值,具体体现为唤起或提供审美经验。以现代美学为基础的文学审     

“外位性”“复调”“互文本”“狂欢”:巴赫金的文学审美生成

本文从“外位性”“复调”和“互文本”三个关键词来分析巴赫金对文学审美生成的认识。巴赫金认为只有居于外在地位的立场,才能使审美事件不沦为“认识事件”“伦理事件”和“宗教事件”;只有让作品中人物发出和作者同等重要的声音,才会形成“复调”的“大型对话”而非“独白”式的传声筒;只有意识到每一个表述都不是孤立的表述,才能形成双向的“理解”而非单向的“解释”。     

三种时间、三种活动: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初探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范式的西方文化研究,较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作是一种传统的“生产主义”理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把人的活动时间主要分成“必要生产时间”与“自由生产时间”、“自由消费时间”三种,与此相应的是“物质生产”与“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消费活动”三种活动方式,这三种时间、三种活动构成了“审美生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审美消费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表现为否弃“自由生产时间”、“真正自由的劳动”。“审美生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为我们今天批判不断扩张的“审美消费主义”与新兴的“审美生态主义”对话,进而构建当代美学发展的新格局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描述和逻辑构建——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

“审美主义”这一概念蕴含着历史和现实、文学与美学、东西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对这一思想进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探究显然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冒险,尤其对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进行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交融的阐发,更是一件穿越思想丛林和行走文学田野的艰苦跋涉。令人欣慰的是,叶世祥在经历十余年的艰辛思考和写作之后。所呈现这本《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方面展示着对中国20世纪审美主义思想的客观辩证的历史描述,清理其内在和外在的历史动因,为深入的观念分析和逻辑综合奠定感性基础。另一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予以历史理性和辩证理性相得益彰的逻辑综合．从而使这一重要的美学论题获得历史与现实相互依存的凸现。     

评《外国文学新论》

书名为《外国文学新论》（黎跃进著，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究竟“新”在何处呢？它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其一，努力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在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为题的绪论部分，作者指出当前研究现状的“相对集中性”与“滞后性”，呼吁进行宏观的、美学的批评，并强化东方文学的研究。作者强调要透过对文本的广泛阅读，站在人类发展、人性促进和审美的高度审察文本；更要从诸多文学现象上升到理性层面，将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某些本质性的规律宏观地总结出来。作者对东方各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最引人注目。他运用…     

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解构主义文论通过颠覆语言的单义性、确定性,来消解传统美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认定审美和艺术是没有确定的所谓"本质",它们的语言符号形式--文本也是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的,因此形成了意义异延论.解构美学的这种观点,彻底摧毁了旧形而上学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开放了审美和艺术的存在、构成和意义,从而形成了动态、开放的立体构架.但是,由于解构美学是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语言、修辞本身,所以它必然割裂了实践中事物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了绝对不确定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解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动态和开放地建构文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应该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握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综合中国传统文论,建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实践的文本意义论.     

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潮评析

对于中国美学、文论来说,20世纪乃是一个审美主义思潮挥之不去的世纪.新时期的审美主义思潮从康德开始,又回到了康德,重新皈依了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模式,其价值取向是明确清晰的,众多审美主义者致力于将美学话语因势利导引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意义域.但是,新时期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潮并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它大致经历了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现代性古典审美主义、刘晓波等人的个人主体论的非理性审美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审美文化三个阶段.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近三十年来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的三种形态

审美主义特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主要包括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和生活审美化等三种理论形态,其共同特点是对审美的纯净化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古典主义的延宕和滞留。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学研究的美学视点,由于美学在这种理论中主要关涉审美心理特别是情感体验,因而自发地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向内反转的趋向性;审美体验理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内趋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形态将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强调审美绝缘于外部世界的空灵性和偏重于内心体验的情感性,具有强烈的唯美倾向;文化研究的生活转向以对文学的纯美解读为前提,而其面向生活的审美化理论又带有唯美主义的历史烙印,因而可以视为审美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殊形态。     

“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近年来,文化与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现有的审丑研究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表现出界定丑与恶的杂乱、价值判断的模糊、思维模式的束缚、人性探究的乏力等问题.明确从“审丑”到“审恶”的研究视角的转移,既可突破已成“定论”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并赋予“审恶”新的美学价值,又能突破“审丑”与“审恶”的界限,“打通”与“挖掘”文学内部和内外互动,同时还可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当下文学叙述“恶”的状况,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文艺学·文艺理论及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新反思一种观点认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是当代文化转向的明显特征。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深刻挑战了文学自律的观念,以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文艺学的出路…     

文学史的文本与人本

文学文本与人本的联系已经受到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家愈来愈多的重视。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文本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精神活动史。文学史研究应关注文本的人本内涵,以及作为文学审美活动系统中的文本与人本的联系。尤其要探讨人本对于具有新的审美特质的文本嬗变的影响。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建立、人的思想解放、人对自我对人生认识的变化都会带来文本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活动的真谛在于对人的整体审美观照,文学史也就成了关于人的美学发现史。     

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审美人类学

中国的审美人类学是在对中国美学的反思中诞生的,有着鲜明的“民间意识”、“语境意识”和“田野意识”。它主张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关注中国民族民间丰富独特的审美创造活动和艺术,以改造传统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倾向,恢复和激活美学对民族审美传统和当代文化发展的思考,增强美学解决本土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并使美学的抽象思考建立在扎实的人类学的实证调查和丰富材料上,使美学研究既具有超越品格,又具有现实情怀和实践精神。     

先验性的终结与消费社会的美学建构

奠基于形而上学的传统美学理论面对进入消费社会以来的审美经验已经无力作出有效的回应,而在先验终结、特别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盛行的符号学方法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隐蔽地抽空了生活经验,成为有内在矛盾的新整体主义思想;广义现象学和存在论提供了非先验的超越可能性,但必须接受不断涌现的新经验的检验以保证其作为知识的严格性而不是变成新的形而上学。要理解当代正在发生的审美经验,需要回到历史与生活情境,发现当代的新感性并以此作为当代美学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