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言一道”关系在老子哲学中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为了避免“道”的无限状态被语言的有限性分割和蒙蔽,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言说性。庄子在“言一道”关系中增加了“意”,使之变成“言一意一道”的关系。相对于“道”, “意”带有主观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相对于“言”, “意”又含有客观内容,代表了世界运动的无限性。这就为后来对这一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提供了切实的可能。钟嵘认识到诗歌意象具有超越语言局限性的无限性,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命题,将道家语言哲学观念与中古诗学理论实现了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学“言一意”关系理论的真正形成。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

本文侧重于阐释“清”的诗学内涵 ,同时对于“清”在诗学中的特殊位置、确立以及展开进行了分析和勾勒。作者认为 ,“清”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既是构成性的概念 ,与诗的本质论、创作论相关 ,又是审美性的概念 ,与诗的风格论、鉴赏论相联系 ;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 ,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 ;“清”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 ,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 ,就其正价部分而言 ,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 ,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 ,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 ,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凄冽和古雅等 ,而其负价部分 ,则是单薄浮弱 ;“清”在诗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 ,有广泛的包容性 ,其派生能力极强 ,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一概念的衍变和内涵 ,是今后古典诗学的一个课题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中国古代诗学书学互通论

诗学与书学的互通,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古代诗学家经常借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来阐释诗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或以书体喻诗,或以书法风格喻诗歌风格,或借妙悟将二者打通,或借书法之势谈诗歌之势,不一而足。这样,不仅使抽象的诗学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而且还富于文学创意,从而在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拓展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诗学理论。     

千载之下有知音——论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是指阐释者(读者)认为通过一定的阐释方法,能够获得作者的本意。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阐释者之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可能同一的,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意图论阐释者眼中,同一性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意图论阐释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表面上看来是两种不同倾向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两者探寻的目标都是作者的本意。故而,同一性理想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论趣味阐释——兼谈中国古代诗文评的生产性问题

阐释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这不仅是由于阐释主体的复杂性,而且也是由于阐释对象的多样性。对以虚构的人物、故事或者自然景物描写为内容的文学文本的阐释显然不同于对记载真实事件或者某种抽象道理的历史文本或哲学文本的阐释,而对于记录着某种瞬间感受、朦胧情绪的诗歌的阐释又不同于对叙事性文学的阐释。这就意味着阐释必然具有多种形式。"趣味阐释"是中国传统诗文评解读诗歌的主要方式,它在言说方式与运思方式上与通常意义上的阐释有着很大不同。趣味阐释基于趣味而又创造着趣味,在这个意义上说,趣味阐释又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或者生产性的诗歌解读方式。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空间”：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和研究维度

时间和空间本是人类探索的两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话题,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人们也多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因其语言性长期以来人们将其看成是时间性的艺术。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中国古代诗歌来说,时空之美虽然是其终极的审美追求,但其中空间之美则又是最本质的,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如其说是时间性的艺术,毋宁说是空间性的艺术。而中国古代诗学作为对诗歌艺术的理论认识或总结,其基本理论范畴与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其作为空间性艺术的特质,因此,空间或空间性既是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     

中西方诗歌意象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积淀形成的典型意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意象理论,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意象派,还是此后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发起的"意象派运动",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现代意象诗学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两种意象理论在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含蓄诗学与诗学创新

整合明晰诗学与含蓄诗学对建构完整诗学史和诗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掘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含蓄诗学 ,创造性地重新阐释古代文论概念 ,或创设新概念 ,提出新理论 ,是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诗学创新的重要手段。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论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

叶朗将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意象美学理论体系。其中,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了他的阐释方法。叶朗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放在古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中看待,认为“意象”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对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进行体系化。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思想的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式阐释。重构式阐释在较大限度上打通了当代美学语境与古代美学思想之间的隔阂,使得古代美学资源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理论活力,是古代美学思想实现现代转化和当代美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先秦名实之辩与“不可说”论的起源

中国古代思想中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不可说”。“无名”、“不可言传”、“言不尽意”、“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所有这些说法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有……是不可说的。这一思想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诗学中,有时对语言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表示怀疑,如“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有时甚至把语言视为意义的障碍,似乎恰好在语言不在场的时候,有意味的东西才露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最习见的说法是“言有尽,意无穷”之类,认为意义有可能在语言已打住之处继续伸展。中国诗学中的许多概念都与“不可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静观”、“意象”、“意境”、“隐秀”、“神韵”、“形神”、“含蓄”、“妙悟”、“平淡”、“浑然天成”、“象外之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