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汉代尤其如此。汉代入仕制度举其大要,有察举、课试学僮与太学生、征辟、任子四端。其中,征辟、试学僮与任子三途与经学关系较为疏离,却为作家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催生作家才情、促动作家创作的有效生态环境。     

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

魏晋南北朝经学在社会动荡和学术冲击下艰难地发展,因统治者的支持和学者的努力以及经学自身的因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魏晋、南朝的经学创作明显盛于北朝,尤以魏晋为盛。南北经学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汉代经学的不同对待,南学与魏晋经学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而北学则在精神上和方法上与汉代经学一脉相承,但经学有横向的流动性,且南北经学有所交叉。南北学人对于各自师法家法的分别遵循,是形成南学北学不同学术走向的重要因素。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过渡、裂变中的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也是一种过渡、裂变、转型中的学术。如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艰难跋涉一样，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转型也始终笼罩在与农业文明互为表里的经学的阴影之下。冯友兰把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时期：从孔子至汉初的淮南子为“子学时代”，从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近来有人则把康有为之后亦即20世纪的学术概括为“后经学时代”②。我们感到这一概括既到位又准确。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时代，而是一个承受了大量经学遗产、经学因子的时…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

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经学兼综文史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经世的学术,这是经学的灵魂。也正是由于经学的这种特性,我们理应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经学研究至为“繁难”,无捷径可走,非勤勉读书、刻苦钻研无以得真谛。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