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     

食品安全治理的风险交流与信任重塑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由于我国风险交流机制的不完善,在政府权威信息缺失,媒体掌握舆论主导,海量自媒体片面解读、过度报道的情形下,单一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容易演变为引发全社会整体焦虑的食品安全危机。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文章从整体出发,结合当前低社会信任语境,聚焦政府、媒体、公众三个主体进行深入探讨,得出要重塑牢固稳定的食品安全信任体系,必须要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政府给予更少的管理,鼓励更多的沟通;媒体恪守职业道德,基于事实传递准确信息;公众提升自身知识储备,理性客观对待风险危机。     

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的需求日益增强。已有经验及现实表明,事后的危机应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转变理念,树立风险规制的意识。风险规制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三个环节。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伸出规制之手,强化政府的监管能力,还应注重对规制之手的约束,并加强风险教育。     

进步、问题与风险规避:我国当下食品安全报道透视

当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与以前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反应更加迅速,信源日趋多元,关注力量凸显,监督效果改善。但同时也有一些新问题需要正视,如信息过载、维度单一、热衷揭露、量质失衡等,这些问题对公众的认知力、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的稳定构成风险。因此,挖掘食品安全负面揭露报道所蕴含的正能量,更能强化公众信心、凸显媒体公信力。从宏观维度上,应加强媒体的责任意识,更新媒介融合理念;从微观维度上,应强化报道精准、依案说理、及时跟进等,通过这两重维度来规避新媒介生态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风险。     

食品安全保障:定位、机制与实效

正确定位"食品"、"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性质,是强化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的理论前提。保障食品安全需要充分发挥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道德机制与法律机制的综合作用。就法律机制而言,有专职机制与兼职机制之分。在探寻完善和优化专职机制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和挖掘兼职机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确保相关法律机制的顺畅运行,发挥其应有的实效,是我国当前食品安全保障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     

民间金融风险引发因素、生成机理及性态演变

文章聚焦于民间金融风险引发因素、生成机理及性态演变进行研究。首先,剖析民间金融风险的引发因素,即"体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声誉约束因素""利率及融资成本因素"以及"人格化合约因素的变化";其次,分析民间金融的内生性风险与外生性风险,其中,外生性风险包括"体制性风险""政策性风险",而内生性风险包括"信用风险""道德风险""高利率风险""操作性风险""流动风险";并探明民间金融风险"初始引发因素→触发表象→深层问题→生成风险"的链式生成机理。最后,分析其风险的性态演变,即风险由"简单化"向"复杂化"、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由"高水平状态"向"平稳状态"演变。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风险: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随着当今社会突发事件的增多、不确定性的增强,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就风险的内涵、特征以及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的探讨,使我们正确认识风险和有效规避风险。     

生态危机:特征、根源及治理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疯狂掠夺自然、攫取财富,肆无忌惮地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引起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潜伏性和全球性等主要特征,价值异化、技术异化、制度异化、消费异化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工业革命,积极进行生态危机的治理。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绿色观念是生态危机治理的基础,技术创新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支撑,制度建设是生态危机治理的保障,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硬约束,文化塑造是生态危机治理的软环境。     

禀赋、制度、道德:中国城市演化路径的因素驱动与城市经济思想研究

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愈发体现出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的发展机制自古暨有并从未间断.通过对中国城市初始演化的路径进行分析和运用数据模型论证各时期影响城市数量的主要因素与特征发现,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地理禀赋、经济机制、道德文化、政治体系,且四种因素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上述四种驱动因素分别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背景下,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思想.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民营企业融资方式的演化特征: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典型地区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方式的演化特征。本文认为:(1)从本文选用的案例来看,融资成长周期理论的基本框架对我国的民营企业具有适用性;(2)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选择是从内源融资演变为外源融资,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的融资方式呈多元化趋势,而外源融资渠道遵循从私人市场到公开市场的演化路径。本文提出应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采取"区别对待"的思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机制及启示

构建有效的融资风险防范机制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文章以中小微企业发展较好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对它们的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各自的特点,得出构建和完善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机制的有益启示。     

国家发展模式的内涵、特征及其演化趋势

国家发展模式有其一般含义外,还包蕴特殊的哲学内涵,它是普遍与特殊、稳定与变化、现实与理想、抽象与具体、适应与局限的辩证统一。国家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开放性、互补性、实践性、依赖性等特征。其演化趋势,从具体国家或地区来看,主要包括生成、发展与消亡三种情形;从整个世界而言,主要包括传统模式的式微、特色模式的兴起、多样模式的并存三种态势。     

涉核项目邻避风险的基本特征、演化逻辑及防范策略

邻避风险是制约核能开发和核技术利用的主要因素。涉核项目风险的不确定性、建构性、灾难性和耦合性等特征,使得民众在情感上产生厌恶、心理上产生排斥,从而放大了风险感知,在议题焦点扩散和网络舆情裹挟下极易催生邻避冲突行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涉核项目邻避风险既要改变民众对涉核项目“污名化”的刻板认知,也要贯彻共建共治的协商式治理模式和融合发展的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