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记录截屏的视觉化修辞与技术伦理边界

聊天记录是一种多模态的媒介文本,截屏是一种视觉化修辞手段,对聊天记录的截屏则是一种“策略性”的文本生产。聊天记录截屏中的语言和图像指向了不同的接受心理,其特殊的组合方式也表征着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机制。截屏处理后的聊天记录超越了图像和文字本身,使其成了图像原型和语言原型的互文,指向新的意义生成与视觉论证。作为“视觉界面”的一种时空“切片”,截屏提供了主体在信息世界中移动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在其视觉规制下,接受聊天记录截屏的整个体系犹如“接受气候中的某个因素”,越熟悉这种因素,也就越变得“视若无睹”。从技术伦理的视角而言,截屏并未提供一种基于对话主体双方生成记录的知情,同时“技术谣言”滋生的现象也须提请重视。     

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断加深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媒介依赖症”成为一种现代病。人与媒介的“难分难舍”往往引发人的情感迷失、认知偏差、心理焦虑。媒介的人性化发展不断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沉浸体验，但也可能弱化人的主体性意识，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过度依赖媒介。人要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超越媒介，增强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提升“反连接”能力和“反沉浸”能力，避免在媒介使用中成为电子化、扁平化的人。     

元宇宙的意识形态规训批判——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分析进路

元宇宙描绘了打破现实时空之维、接合虚实二元的“超未来”性社会形态，创造出杂糅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拟态世界的多维空间。在朝向元宇宙的媒介发展过程中，“身体-主体”隐喻、实践的“虚拟-现实”隐喻、“自由-规范”隐喻等一系列意识形态隐喻不断生成。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考察了社会再生产中诸意识形态“唤问-规训”的实现机制，将其方法论范式导入元宇宙的分析视野中可以发现，元宇宙逻辑下虚拟空间与拟态仿真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沦为了意识形态唤问中非经验的绝对之思、非实在的指称代词和非自我的他性认同；实践活动堕化为了意识形态的技术欺骗、虚拟生产的异化模式和知识劳工的生产之源；自由成为了虚实重叠的空白假象、自在自为的意识悖论和国家机器新形态的规范自觉。破解元宇宙中意识形态规训困境，媒介发展需以人的全面复归与自由解放为最终目的。     

网络“人设”传播：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

伴随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甚至话语体系等都不断被技术重构。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人设”一词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典型网络词汇,作为一种被设定的概念化符号形象,它通过特定人物的媒介展演而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在无形中进入大众消费端,进而转化为符号资本与经济价值。网络“人设”符号的出现,是数字经济时代符号消费产业对于网络文化环境强有力的适应和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症候,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鲜明特征,“人设”符号消费虽鲜明体现于精神层面,却能在资本市场和受众市场形成强大力量。本文将对网络“人设”从概念到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过程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对“人设”符号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下网络文化症候、媒介舆论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e时代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等的媒介理论,此理论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也曾受到激烈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时过境迁,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本文将会谈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等,阐明这样一个思想:e时代将不仅仅是塑造我们的信息世界,“网络”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可以将人的最大潜能得以释放,更全面的投入社会与自然中。网络时代人的发展将最后走向全面和自由。     

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为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而作

麦克卢汉的命题“媒介即信息”意味着一种为电子媒介所标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教导我们,其一,媒介的本质就是其后果;其二,此后果的发生方式是通过人的感觉;其三,如果说文学以感觉为务,那么媒介研究就应该成为文学研究.麦克卢汉读到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但这则故事主要是支持他媒介研究的“后果范式”,而对于媒介后果的发生特点即整体性和感性的支持,虽不能说绝无,然毕竟十分稀薄,需要拐弯抹角的阐释.其实,庄子对于技术的整体性和感性有大量的直接的论述,惜麦克卢汉未能寓目.麦克卢汉后来遇到了老子,但仍然是飘忽的“神遇”,而未能彻底坐实于文本层面.麦克卢汉与道家,或扩大而言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需要我们的重新建构,在此建构中庶祈开拓出中国媒介生态学的未来.     

消费社会视域下媒介批判理论的范式解读

在信息时代,消费受控社会的内在逻辑隐遁于以电子媒介为基础的新型传播模式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和技术手段,通过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编码和解码,在深层心理机制上重新建构了主体的自我认知和生存体验幻像,形成了自组织的意象弥散空间.大众传播以及现代媒介技术与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贯穿两条线索,一是在媒介批判理论上,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到法国解构主义符号学的范式转换,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方法,揭示现代媒介的技术性和娱乐化手段对于主体的重新建构.     

博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

作为最权威的媒介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博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他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博德里亚用“仿真”、“超现实”、“内爆”描绘了一个由高科技传媒手段所主宰的后现代社会图景。但是,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过多地强调了媒介的技术形式和效果,贬抑了媒介的内容和语境,因而被道格拉斯.凯尔纳称作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一种反阐释学理论。对博德里亚而言,意义的阙如、反对阐释实际上是由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所支配的社会的文化特征。     

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的技术政治反思——从中国布局“高精地图”谈起

随着移动定位技术、移动通信技术、GIS技术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位置服务功能的位置媒介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型媒介。尽管传播学领域已经出现基础设施转向,但关于位置媒介的研究多集中于用户视角,鲜少聚焦行业侧的技术开发与市场布局过程。基于此,本文以风靡当下的“高精地图”为引子,从技术政治视角考察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的权力关系运作特征,进而反思当下关于数字化未来的浪漫化想象。从“高精地图”的深层技术架构与权力网络可见,中国位置媒介的基础设施化从根本上是一场开展于大国相争、巨头角逐之竞技场的技术实践,其嵌于产业链条交织、基础设施互构、多元主体互动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这一技术实践非但未将社会引向开源、开放的新世界,反而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设计、生产、推广、应用乃至流行过程中呈现出与“去中心化”相悖的集中化、精细化、科层化特征。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     

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问题研究

站在俗世的角度还原当代传播语境中的媒介观念,从媒体“做媒”的意识来查看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及相互关系问题,便可以看出当下传播世界的困境在于,整个大环境总是过度热心关注媒介作为“传播的过程”这一问题,而往往忽视媒介中的日常伦理以及媒体人隐性文化心理对当代传播伦理的影响,因此便造成了当代传播的困境和当代人的心理障碍.而摆脱当代传播伦理困境的重要途径在于重返当代人的内心之源,关注当代媒体人、传播者的隐秘心理,逐一排除那层“做媒”心理的消极影响.     

间性与审美：沉浸式艺术生产的间性问题探绎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融合,沉浸式艺术的生产利用任何可塑造沉浸感的新旧媒介,实现“泛媒介融合”。其跨媒介叙事方式有助于构建去中心化生产模式,并将过去“传播—接受”的线性路径转变为“人即媒介,媒介即人”的不分彼此的状态。“沉浸场域”开放的意义空间促使观者以具身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藉由身体赋予作品生命力,形成技、身、心的合一。沉浸式艺术以观者的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这一本己性体验不仅契合了沉浸式艺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质,而且能够帮助观者建构自身精神世界的力量。沉浸式艺术使得媒介与人、身体与作品、文本与观者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间性”问题出发探讨沉浸式艺术生产,可以走出当代艺术发展中流行的“唯技术论”与“唯艺术论”的困境,重新审视未来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嬗变。     

虚拟世界与私人生活空间——关于网络隐私的哲学文化思考

虚拟空间是人类借助计算机技术拓展的新空间;网络隐私是基于虚拟空间产生的隐私新形式。虚拟空间作为网络隐私的载体而存在,而隐私价值的实现和隐私的侵害都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当前,研究网络隐私问题对于人尊严的维护、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彰显和权利的保护都有积极意义。     

广告媒介简说

通过对媒介的历时状态的考察,认为媒介从它结合的对象可以分为负载、传播人类认识内容的媒介与负载、传播信息符号的媒介两种;从它的形成与利用情况可以分为二个阶段,十种形式.两个阶段为:规约阶段的媒介与取用阶段的媒介.十种形式为:规约的单一材质媒介、规约的复合材质媒介、规约的复合型映射材质媒介;自控的单一材质媒介、自控的复合材质媒介、自控的复合型映射材质媒介、他控的复合型映射材质媒、他控的复合材质媒介、他控的交叉型复合映射材质媒介、半控的交叉型复合映射材质媒介等.并且在麦克鲁汉"一种传播媒介的内容经常是另外一种传播媒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传播媒介的形式,可以是另外一种传播媒介",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广告媒介的复杂状态,指出媒介不仅仅是中介性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是依赖于一定物质实体的事件过程,或者是依赖于一定物质实体的结构状态,甚至是原型.最后对广告媒介的内容与形式的协调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卢卡奇"整体性"原则及其在美学中的应用

“整体性”是卢卡奇文艺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卢卡奇正是运用“整体性”原则去审视和阐释文学艺术的。人的“整体性”即“完整的人”和“整体的人” ,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片面化”相对立。现实主义艺术家在反映生活时 ,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指向“人的整体”而起中介作用的“同质媒介” ,是一个审美主客体统一的概念 ,它是指对象世界的本质性关系经过主体化、再外化于一种艺术的物质载体 ,有着无比的丰富性。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社会转型中的媒介消费趋势

媒介消费作为联系社会转型与媒介发展的重要“节点”,不单折射出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的外部特征,也反映了转型期媒介发展与演变的内在动因。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职业身份的多样化,并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延伸到不同的媒介消费方式之中。媒介“买方市场”的形成,造成了媒介消费在数量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向质量型转化,也表现出实用、娱乐、炫耀一体化的趋势。同时,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将带来媒介消费差距的拉大。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悄然浮现的社会中间阶层将是媒介消费的“样板阶层”,对于考察社会整体的媒介消费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