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怪八股

八股何以称怪,倒值得说一下。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取举人、进士的一种范文的通称,规定得很严格,分为八段,所以叫八股。现在科举已废去一百多年,没有人会作了。八股的开端远在宋代,形成并运用则在明、清。当日士子下帷读书,志在猎取功名,就是作官。作八股文乃是一块“敲门砖”。 八股的中心思想是为圣贤立言,圣贤专指孔、曾、思、孟,即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作者,宋朝朱熹把它编为《四书集注》。封建社会就把书中的内容作为科场文题目,并且须结合《朱注》。所以士子不但要熟读背诵四书正文,连《朱注》也不敢忽略,落笔时才不至出问题。考官凭此来取士,如有了差误,考官也要为此丢官。所以说科场文字不在学问的深浅,而在能否合功令规格,能否合考官的口味。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也知经术非时务,稍为儒林振古风——江苏学政王先谦《劝学琐言》研究

王先谦任职江苏学政伊始,即颁发《劝学琐言》,倡导士子分治经史学,提出具体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并将研究任务进行了大致的分配。与之相应,他还筹集经费刊刻了《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丛书》,为经学在江苏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作为教育士子的学政,他在《劝学琐言》下卷中,还提出了为学和作文的原则,体现了其在重视时务的背景下,抱持文化守成理念的基本思想。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五〕

“中东战紀本末”与“文学兴国策”这兩种东西都于中日甲午战爭以后、庚子义和团反帝事起之前的五年間,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們在介紹“西学”“西政”之中,細致地宣傳了殖民思想。当时“礼部奏議,乡会試第三場兼間时务,……学政經古場,准令兼試时务策論,考选优生”。这几部書是广学会“取会中尤切于近事、尤裨于华事、尤助于試事”(“中东战紀本末初編”“广学会記:附考試时务揣摩各新書紀要”第二頁)时务新書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士子”中流行很广。它們都是美国傳教士林乐知著譯,而由蔡尔康笔述,都在万国公报分期发表过。梁启超的“西学書目表”及蔡元培叙的“东西学書录”均經介紹为应讀之書;其中的文章也有一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主要有面试、现场操作、帖经、问义、试策、试诗赋、试杂文等.礼部常科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评价标准的演变大抵经历了重时务策、重杂文、重诗赋、重经史策的过程,而吏部选试的评价标准大抵经历了重书判、重词华、重荐举、重经史的过程.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明清对两起科场舞弊案的严惩

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熟,与之紧随的科场舞弊也日趋严重。 明初的会试极其重要,举人一但考中便可平步进入统治者的行列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员。为了维护幅员辽阔的明帝目的大一统,朱元璋力主科场取仕须“五湖四海”,举吏应天下均布。以此防止官吏籍贯地域与权力的失衡而不利于治国。但是,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丁丑科会试案竟反其道而行之,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是南方籍人,因此被他们录取的前50多名考生都是南方人。事发,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并构成大狱,诏令拷讯严治,将主考官、复阅官处死或流放,被录取的考生黜之不用。并规定了划分南北考区,严格按比例录取的制度。该案的查处使明初的科场纲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时务学堂、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

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和英雄人物，树立了变革创新的榜样；促使湖南各地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开放学风的形成；宣扬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激发了湖南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激情：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指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民学会通过办报刊杂志，创文化书社等途径传播新思想，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社会运动实践的舞台，主要骨干锻炼的平台．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产生的逻辑起点。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白朴《墙头马上》裴少俊形象略论

白朴的《墙头马上》塑造的男主人公裴少俊形象,是元杂剧爱情剧作中男性角色的典型,是元代士子形象的真实写照。裴少俊深受封建思想影响,身上肩负着＂卿相之子＂的责任,遵从着封建家长制。同时,裴少俊身上也体现出金元士子的思想特质,大胆追求爱情。     

面试考官评价的有效性探讨

考官是面试中的灵魂,对整个面试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考官评价有效性是指考官评价质量的高低,是对考官工作质量的评价.考官评价有效性存在着个体间差异,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将影响考官评价有效性的因素归纳个人背景因素、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以及面试情景因素.联系我国公务员考录面试考官的实际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重点构建考官评价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探索影响因素与评价有效性间的作用机制;考察考官经验与评价有效性间的作用机制;提高面试形式与评价有效性间的融合度;提升考官配置的科学性以提高评价有效性等方面.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