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及其角色定位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承担着纠纷解决的重要司法治理职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中,全国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的司法治理。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法院大致是从"立足于审判职能""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和"通过发布司法建议等规范性文件"的路径来具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从社会角色来看,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分别承担着"司法性角色""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等,从而形成了法院参与基层治理的不同模式。当然,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所承担的"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总是以"司法性角色"为前提和基础,以防止出现"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现象。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通过审判的社会治理——法院性质再审视

作为审判者的法院,应当是一个职能单纯、明确的机关,它不应当也无能力承载太多太复杂的职能,因此,让人民法院回缚于《宪法》第123条之定位,回归到"审判机关"之本位,当成为中国法院改革之常识性议题。作为治理者的法院,应"恰如其分"地参与社会治理,承担与其职责相适应的社会治理责任,因此,司法改革有必要理性地回应社会善治之需要。司法的专业性决定了其所承载的社会治理职能只能是"通过审判的社会治理",它必须遵循适格性、适度性、适时性等基本法则。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广东要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厚重期望,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其内在逻辑是,没有党建引领这块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就很难获得发展的动力,从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就缺失了应有的保障。所以党建引领对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新时代下党建引领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顶层设计是大局,多维创新是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实践,对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意义重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论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公信力提升

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受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影响，诉讼维权日益寻常化，法院收结案数日益攀升而步入“诉讼社会”。法院审判压力增加，民众认可度却未同步上升，司法呈现出二律背反难题，原因之一便在于司法公信力不足。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应以民众的司法需求为出发点，以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为突破口，尊重并遵循司法规律，从裁判公正公开与权威、提升法官素质、构筑社会诚信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等方面，逐步提高法院在国家治理架构中的地位，通过加快法治中国进程来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理性表达

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是落实"民生至上"宪政理念的必然选择。目前,人民法院援引宪法社会权条款裁判案件已开始步入司法实践舞台,并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规范和完善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必须依照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的递进次序,由受案法院以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形式予以直接适用。     

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有效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楼宇商圈党建的实践与思考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多次强调指出：做好城市工作,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坚持城市基层党建引领,通过坚持以点带面、共建共联、激活红色细胞等创新形式开展党建工作,从而实现与社会治理的同频共振,克服城市基层党建在社会治理中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等问题,进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治理意蕴与实践进路

从政策规范层面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取向是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高度协同。从治理实践层面来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业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组织治理创新的主要抓手。文章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来考察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学理基础与实践路径,从组织嵌入、机制供给和能力引领三个层面来看,基层统战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有三个基本路径：第一,以组织嵌入为基础,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覆盖;第二,以机制供给为核心,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型塑;第三,以能力引领为抓手,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提升。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与路径

制度化建设是确保群众参与社区治理走向规范、有序、高效的重要渠道。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践逻辑充分表明,群众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潜力和制度化建设要求。目前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制度体系不细致、制度渠道不畅通、法制化程度不高、组织协作性不足等问题。坚持和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重点在群众、关键在基层、保障在环境。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通畅化、规范化、常态化,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