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家风 忠直济世——范纯仁的政见与实践

范纯仁，北宋名臣，哲宗时两度拜相。他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勤政爱民，秉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秉持家风忠直济世——范纯仁的政见与实践

范纯仁,北宋名臣,哲宗时两度拜相.他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勤政爱民,秉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国际政治演变与里海油气开发

里海沿岸五国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等三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各国间利益冲突难以平衡。围绕里海能源之争,美俄之间的斗争也将进一步加剧。里海油气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中国与里海地区有关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是互利、双赢之举。     

等级制中的权位竞争--对某县行政权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政治与行政关系(亦即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讨论县级行政等级制的人事行政活动,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事行政领域里的权力分配,以及各种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引发的行政组织内部不同的支持力量之间经常进行的隐蔽的但却异常激烈的权位之争,给权力滥用以足够多的恣意自为空间和职权私相授受的机会。指出,这种不断滋生和相当活跃的权位竞争是由行政体系内政治力量作用造成的,而发生在行政体系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将干部晋升引向职权人定而非职权法定的方向。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益州战略与吴蜀关系

益州战略是孙权鼎足江东、图取天下的重要战略,也是刘备跨有荆益、谋取天下的基本战略.赤壁之战一结束,孙、刘均着手实施益州战略,围绕着略取益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复杂的三国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等因素的作用,孙吴基于国力与联盟的考虑,默许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但要求以取得荆州作为补偿,双方终于爆发了以形式为荆州之争而实质为益州之争延续的军事斗争.夷陵之战后,吴蜀立足现实,各自修正了立国方略,重新建立联盟关系,形成了新型益州战略.这一新型益州战略充满矛盾和统一,给吴蜀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

在北宋后期的五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逐渐兴盛,荆公新学逐渐被深埋在理学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深层中,而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变迁研究,也随之落入了一种单线演进的考察路数中。本文力图通过对荆公新学自身的传承、发展,与时政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学派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揭示出新学在历史上的多面相。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开始没落。但这也不是直线衰落的过程,而是与高宗、孝宗两朝的党争、政局密切相关。自“绍兴和议”至绍兴二十六年的短暂复兴后,及至孝宗淳熙后期,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学方才消失。     

韩冉使魏探微

韩冉使魏是在孙权袭取荆州，蜀吴联盟破裂，刘备准备东征收复失地的背景下，秘密交通曹魏的军事外交。韩冉使魏成功，刘备东征免于两线作战，在以后六七年间蜀魏道路开通，双方展开互使和商贸往来以及书信对话等活动。可见韩冉使魏是蜀魏关系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三国时期激烈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不但蜀吴、吴魏有过合作，而且蜀魏间也有过修好往来，所谓蜀魏无交、绝交，只有对抗的蜀魏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隆庆大雨与河东盐政：一项灾害政治学研究

隆庆四年（1570）,晋南地区遭遇了区域性暴雨灾害。自黄河沿岸的荣河、蒲州、永济,到太行山脚下的夏县、安邑、解州等地,都留下了相关记载。位于这一地区的河东盐池面临减产风险,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生产机制,国家对盐政的管理体系,以及盐场长官的主观选择等因素,中央未能第一时间掌握实况。次年朝廷获悉灾情之后,各方争论的焦点并非池盐生产,在纷扰的政局和边事中整个事件被认为是朝臣间的政治斗争。直到隆庆大雨过后的十余年,时人才重新提起隆庆大雨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动因各自设计了改革盐政的策略。由隆庆大雨而起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明中期国家财政与区域供给间的勾连,可能会危及国课收入的自然灾害一度被淹没于官员间的互相攻讦之中,之后又演变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符号性事件,不断地被各种群体赋予不同的意义。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搞好反腐工作的主要抓手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体态势是“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作为维护党风党纪的纪检监察机关．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