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家风 忠直济世——范纯仁的政见与实践

范纯仁，北宋名臣，哲宗时两度拜相。他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勤政爱民，秉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秉持家风忠直济世——范纯仁的政见与实践

范纯仁,北宋名臣,哲宗时两度拜相.他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勤政爱民,秉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国际政治演变与里海油气开发

里海沿岸五国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等三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各国间利益冲突难以平衡。围绕里海能源之争,美俄之间的斗争也将进一步加剧。里海油气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中国与里海地区有关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是互利、双赢之举。     

等级制中的权位竞争--对某县行政权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政治与行政关系(亦即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讨论县级行政等级制的人事行政活动,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事行政领域里的权力分配,以及各种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引发的行政组织内部不同的支持力量之间经常进行的隐蔽的但却异常激烈的权位之争,给权力滥用以足够多的恣意自为空间和职权私相授受的机会。指出,这种不断滋生和相当活跃的权位竞争是由行政体系内政治力量作用造成的,而发生在行政体系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将干部晋升引向职权人定而非职权法定的方向。     

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益州战略与吴蜀关系

益州战略是孙权鼎足江东、图取天下的重要战略,也是刘备跨有荆益、谋取天下的基本战略.赤壁之战一结束,孙、刘均着手实施益州战略,围绕着略取益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复杂的三国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等因素的作用,孙吴基于国力与联盟的考虑,默许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但要求以取得荆州作为补偿,双方终于爆发了以形式为荆州之争而实质为益州之争延续的军事斗争.夷陵之战后,吴蜀立足现实,各自修正了立国方略,重新建立联盟关系,形成了新型益州战略.这一新型益州战略充满矛盾和统一,给吴蜀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韩冉使魏探微

韩冉使魏是在孙权袭取荆州，蜀吴联盟破裂，刘备准备东征收复失地的背景下，秘密交通曹魏的军事外交。韩冉使魏成功，刘备东征免于两线作战，在以后六七年间蜀魏道路开通，双方展开互使和商贸往来以及书信对话等活动。可见韩冉使魏是蜀魏关系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三国时期激烈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不但蜀吴、吴魏有过合作，而且蜀魏间也有过修好往来，所谓蜀魏无交、绝交，只有对抗的蜀魏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

在北宋后期的五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逐渐兴盛,荆公新学逐渐被深埋在理学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深层中,而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变迁研究,也随之落入了一种单线演进的考察路数中。本文力图通过对荆公新学自身的传承、发展,与时政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学派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揭示出新学在历史上的多面相。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开始没落。但这也不是直线衰落的过程,而是与高宗、孝宗两朝的党争、政局密切相关。自“绍兴和议”至绍兴二十六年的短暂复兴后,及至孝宗淳熙后期,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学方才消失。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