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维度——试论《离骚》的"他在"视域

从神性诗和人性诗的变奏看,中国诗歌多以人性诗为基调,而神性诗则多付诸阙如.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对于神性的抒写,以立足于他在视域的吟唱,表现生命理想的他在境界,便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独特的价值.<离骚>的神性诗特征和他在性维度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神圣、神人求合的艰难、向死而生的超越和诗人对于神性缺席的政治庸俗化时代的反省、批判乃至绝望.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论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

人们通常讲论的诗意,是诗人带着一定的诗性体验和诗性感兴表现诗情的结果。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诗的本质可从诗人的诗性和诗兴这两方面去把握。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诗人其诗风的构成,其诗气的衍变,往往都与这种诗性和诗兴的程度及其变异有关。诗人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各自的诗性和诗兴,诗歌的内在魅力也体现在其通过适当的形式或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感传达出来的富有感染力的诗性或诗兴上。但是,就具体的诗作而言,偏向于诗性的表现或者偏重于诗兴的表现,其诗的兴味、浓度并不一样,诗性与诗兴之比例的不同,反映出来的诗人创作心态也大为不同…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精神的游离 诗意的回归——张永波诗歌探析

对于诗人张永波来说,诗的存在正是诗人的歌喉,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他所要表现的却是精神上的唯美,而这种唯美是自我存在的朦胧意思。在张永波的诗里,无论是他的石油诗还是其他类别的诗歌题材,都能看到那种坚强、不屈、勇气和奉献,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性的回归。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仅要做自己的诗人,更要做一个时代的诗人。     

小说中的俳句——谈小小说的诗性特征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绝句”,那么小小说就是小说中的“俳句”。小小说作家应该把小小说当作诗 来写,采用诗歌中常用的跳跃性结构方式;锤炼诗化的语言;小小说的诗性更表现在炼意上,蕴含在有限篇幅 中的意义,是闪烁诗性光辉的内核。     

诗歌意象组接略论

一、意象组接:诗性语言的活动 对于诗来说,意象是经过诗的显象语词外化并呈现给人们的。然而这种外化是如何进行的呢?换言之,意象怎样成为诗中的意象、语言怎样成为诗的语言的呢?作为诗的基本语言单位,单纯意象（实现了对象主体的内容、构成了具有审美意义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情景的图象的自主完形的意象。参见拙文《自主完形:一种新的诗歌意象分类模式》,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在语词的外化表现上实际只是一连串相对独立的词或词组。譬如“风”、“雨”“离愁”“乡梦”,孤立地看,它们是无法被称为诗的语言、诗的意象的。它们只是构成组接的要件。诚如苏姗·朗格所说:“诗人创造的并不是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词语仅仅是他的材料,用这些材料他创造了诗歌的因素。这些因素则是他写诗时所调遣、所平衡、所招展、所强化或所营造的东西。”（《情感与形式》）应当说,语词是通过诗人按照诗性的法则与目标在     

萧风诗歌的意象世界及其诗学精神

诗人萧风《灼伤的葵花》是当代一部创造了丰富意象的诗歌文本。其中包括以下四种类型：时间意象,空间意象,自然意象,历史意象。对萧风诗歌意象世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学精神就是借助于外在世界的种种物象来展现“在世之中”的此在的诗性之思。所以,他的诗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     

“诗性伦理”导论——儒家伦理的重建

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诗性伦理由“兴于诗,立于礼”构成,并分别以“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作为其规范性和时间性的维度。     

诗的弥撒——浅议阿赫玛托娃诗歌中宗教性的表现

在阿赫玛托娃整个创作生涯中,诗人都采用过《圣经》里的情节,像“祈祷、上帝”等宗教词语在其诗歌作品中比比皆是。俄罗斯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正是有着宗教的支撑,俄罗斯人才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并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诗人将宗教题材引入诗歌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通过这种艺术方法,来扩大所描写事件的意义,加重悲剧气氛。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从理性思考走向感觉或体验——解读姚振函

姚振函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一位有特色、有成就、有贡献的诗人。 2 0世纪 90年代之后 ,逐渐形成了他自成一体的“感觉诗” ,这些诗拓展了诗歌新的表现领域和空间 ,做到了“感觉”和“意义”的融合 ,“自我表现”与“从生活出发”的统一     

古歌三章——兼论诗性的时效

殷商甲骨文和<周易>中蕴涵着远古的诗歌信息,其中<四方风>、<今日雨>和<后土颂>就是发人深思的宝藏.三首古歌是穿透时空的漏斗,让天地人神的博弈跃然纸上;也是化解学科块垒的卮器,为古今中外的诗性吞吐太荒.从古歌反思诗性的时效,或可推进小年轮向大年轮的榫接;由今学比照古歌的旋律,便于体察人性诗和神性诗的交响.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探索《诗经》的元典精神──读《教化百科──〈诗经〉与中国文化》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这不仅体现在我国原始先民自创造文明那天起就已开始孕育我们民族的诗性智慧，表现出与其他古民族一样的艺术灵动，而且更集中体现在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蔚为大观，浩瀚繁盛；中国诗学理论的流派众多，见解精深；体现在中国文人雅士对诗的挚爱与崇敬等诸多的历史事实中。诗是中国文人的灵魂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显明的表征。现代文化人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中对此现象曾深有感慨地说：“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生存…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哲学与诗歌的“真”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语言学家马佐尼(G iagomo Mazzoni,1548—1598)认为诗的定义因人们观点的不同可以有四种,其中第四种定义是,诗评为一种理性的功能,其目的是产生惊奇感,即诗有认识和美感等社会效用。如此看来,诗与哲学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它的理性功能就在某种程度上宗师于哲学,它的美感效用亦部分从宗教汲取营养,难怪乎哲学家,宗教家和诗人时而共桌进餐,和睦如一家,时而又分庭抗礼,争论不休。 一、“真’是沟通三者“心灵”的弦。 哲学、宗教和诗歌的共同任务是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