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对社会团结与归属的追求

社区在国外社会学领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作为讨论社会生活组织以及社会成员归属形式变迁的重要方式,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一般目标是完整理解社区的本质,并揭示特定社区的特征,以及它如何起作用.每当社会面临危机,社区往往成为加强社会团结、对付困难的希望所在.它赋予享有社会团结与归属形式的群体生活以独特意义,反映人们对这种共同善生活的期待与困惑.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社会网”理论述评

社会网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 ,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 ,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社会学从创始以来 ,社会结构一直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Ｇ．Ｓｉｍｍｅｌ）在《群体联系的网络》（１９９２）中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网络”一词 ,并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二、三十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区的界限并不象主观判定的那样清楚。在这种背景下 ,社会网分析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Ｂｒｏｗｎ）…     

社会学与学科化

(一) 《社会》创刊号(1981年10月)上,有两篇涉及学科化问题的文章,即《社会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吴泽霖)和《我们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化》(顾晓鸣),这些问题提得很及时,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初创阶段这样一种实际状况。近年来,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社会学在中国是恢复还是创建的问题,以及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与学科化问     

“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亦即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方式与人类集体及整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实践活动和干预形式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集团虽然都在进行活动,但并非始终能从科学、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地意识到行动的动机(深刻的利害关系).社会学理论对于理解各种形式的集体实践并使之合理化(即变潜在的东西为外露的东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是认识社会,认识社会-人的世界(就科学分析领域而言,则是社会信息世界)的基础.     

社会学研究对象之我见

××老师:您好托锐查教授带来的书和文章都已收到,并已十分认真地拜读了,很有意思!四年之前我带着这些问题来到美国,希望在美国的社会学中找到答案,但发现这些问题在西方并未圆满地得到解决。我终于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社会学家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由于重建社会学才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些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学一个领域的对象。方法问题,而且是关于人类怎样认识自己,研究自己的问题。正是因为这后一层关系,这些问题才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严肃、更加重要。目前,西方已在两个不同的方向探讨这个问题:1.从传统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方向,探讨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这一流派的重点在方法上,而方法论的基点是自然科学的定量、实验、验证那一套,     

转型转轨与中国社会学

文章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的背景和格局出发 ,提出转型转轨为中国社会学搭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 ,学科发展之生命力在于适应社会之要求 ;创新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之价值所在。侧重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学的价值目标问题 ,尖锐地提出当今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学科建设上亟待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殊性和“通则”：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

2006 年8 月在沈阳召开的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度会议上,笔者参加了关于社会学教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专题研讨,深受启发。会后把当时自己的发言作一整理,尽管很不成熟,但还是想在这里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以期得到指正。笔者以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在总体上涉及到社会学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分析时又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从社会学重建以来,已有多次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讨论,随着社会学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现在这种讨论已不仅仅限于一种西方的学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这种西方的学术在中国现实需要的压迫下,如何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积极的社会学干预。     

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

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文章集中论述了职业官僚系统与皇权的关系;士绅阶层的崛起等问题,并从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的合二而一;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等方面阐释了科举制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调适能力增强和当现代化课题提出时未能做出有效回答的深层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