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考评

《石门铭》是汉中褒谷石门“汉魏十三品”之一,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铭文记载了北魏正始、永平年间的褒斜改道和复通石门的经过,热情讴歌了羊祉疏请改道的事迹及主持工程的贾三德的品德和才干。文笔典雅生动,堪称古代铭文中的佳作。 《石门铭》中开篇记载了“褒斜重开”的缘起,称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首倡“重开褒斜”之举,在蜀道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试就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连同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一并做初步探讨。     

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桂游石刻研校

桂林山水清绝,地多瑰宝,各山岩历代石刻,摩崖殆遍。郭沫若同志曾评:“桂林金石富”,非过誉也。清代金石家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中也说过:“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其次即为五溪”。桂林历代题名之多,尤以宋代为甚,明清则很少。宋人何以“新诗不作只留名”?当时社会动荡,党派之争,和战之争最烈,文人学者士大夫守口如瓶,免滋挂碍,如是“到此一游”,蔚成风气,此种颓风,在当时是无法阻挡的。     

论《石门颂》的书法艺术

褒斜道自汉以后长期成为秦岭南北重要的一条通道。它不仅促进了秦、蜀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且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在陡峭的石门一带,人们有的为开通或修复褒斜道而建立功绩者刻石纪功;有的刻石描写褒谷自然胜景;有的则留名题记……。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些摩崖刻石虽然仅存百余种,但它们不仅是研究褒斜道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其电汉魏摩崖刻石十三种世称“汉中全汉”,更是驰誉中外。在十三品中,汉刻摩崖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宋刻隶书摩崖三品,而尤以《石门颂》和《石门铭》对书法艺术界影晌深远。本文试就《石门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三十年代耳闻目睹的石门状况及其轶事——在第三届褒斜石门研究会上的发言

一,往事回忆 西汉公路(西安——汉中,实际是宝鸡——汉中)由宝鸡越过秦岭、酒奠梁、柴关岭,再沿褒河而下,经过鸡头关下“石门”峡谷而达汉中。全长254公里。全线于1934年7月开始测量,1934年底动工,1935年12月26日试车,1936年6月1日新石门凿通,1936年7月1日鸡头关大桥完工验收全线通车。全线分三段测量、三段施工(即宝凤段、凤留段、留汉段),后成立鸡头关大桥工程处。     

北宋石刻题名的常与变——兼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

文人石上濡毫志岁月的传统发展至北宋初、中期,题刻方式由唐人“就旧碑之阴及两旁书之”转向了宋人“别求一石”的碑刻另题,且宋人还扩大了摩崖题名由北向南的延伸发展,以致摩崖题名主题发生了由公到私、由人文到自然的转向,逐渐导致题名数量激增,故可将此视为石刻题名的唐宋转型现象。一般而言,题名多由士大夫与僚友、子弟、僧道等人同游时生成,多是寻幽探奇、追慕前人、抒发政治期望等心态催生,其产生多具有计划性,多能及时刻石,且题名拓本常成为士大夫与好友传阅赏玩的对象。以北宋中晚期黄庭坚等人为例,可见题名多产生于士大夫的出外宦游生涯,且其生成颇受限于任职的地理环境,党争时期的谪宦频迁促进了士大夫的题刻频率。崇宁党禁时期,卷入党禁的士大夫普遍惧题,说明出游留题行为可能受到政争因素促进与制约的双重影响。     

论《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

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与北魏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写,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堪称汉魏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本文试从比较美学角度将《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作一管窥,限于学识水平,舛误和疏漏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首先,从《石门颂》与《石门铭》书法艺术的笔画特征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笔的缓、急、     

唐以后诗歌衰落之原因漫议

我们中华民族素有爱好诗歌的传统,历代优秀诗篇如繁星丽天,光照日月。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应该称为中华诗国。周代有“诗三百”,战国有“楚辞”,汉魏有“乐府”“建安风骨”,唐代更是中国古代诗歌大普及大提高的黄金时代,不但诗体大备,而且各种风格流派如百花竞春,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名家辈出,高手如林。而降及两宋以后,诗歌逐渐衰落的趋势就十分明显了,不仅宋诗不如唐诗,元、明、清诗歌也不如宋诗,恰如某些人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为什么诗歌自宋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此,有一种看法认为:“宋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的诗风之所以形成,以及宋、元、明、清的诗之所     

石门十三品质疑

一、问:所谓的“石门十三品”指的是什么? 答:(郭荣章馆长回答,下同。)所谓“石门十三品”,通常是指《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二字、《晏袤释开通阁道碑》、《石门颂》、《杨淮表记》、《李君表》、《玉盆》、《魏王衮雪》、《石虎》、《李苞通阁道碑》、《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碑》、《石门铭》及《石门铭小记》、《重修山河堰碑》。但也有将《岩然题名》和《宝庆     

宋代四川史学的特点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盛时期,要完整、准确地表现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史学特色,把握其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应在尽可能宽广范围内,对当时众多史家、史著,以及他们赖以存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研究.因此,不仅限于对一些名家杰作的考察,从局部入手、逐地区地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两宋时期,从地域上看,四川社会安定,印书藏书之风甚盛,史家众多、名著迭现,史学极为发达,堪与江西、浙江鼎立,在全国占有显著重要位置.《宋元学案》叙述两宋学术,巳有“西蜀史学”的提法;《四库全书总目》(下称《四库提要》)誉为“卓然可传”的三部宋人私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     

石门摩崖书法艺术散论

位于汉中市北二十公里的褒斜道石门摩崖久已闻名于海内外。据镌于东汉永平六年的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汉中郡守鄐君“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石门开凿时间距今已一千九百余年。以石门所在地昔有栈道飞虹、车辆频频之盛,又有群峰叠峦、银涛滚雪之奇,历代文人墨客至此而情动于衷,每每记事抒怀锈刻于摩崖之上。如此历代相延,在谷中留下东汉至明清石刻文字百余处。六十年代后期以修建褒谷水库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金缕衣》在宋代的歌唱与寿词《贺新郎》

唐声诗《金缕衣》,宋人或称《金缕》、《金缕曲》、《金缕歌》。两宋时广为传唱于酒宴,尤其是寿辰绮筵,成为一支“生朝曲”。词调《金缕曲》借《贺新郎》曲调“翻唱”,亦多做寿词。宋人描绘《金缕衣》的歌唱声情为“缓”、“缓缓”、“细”、“细细”、“低”、“清”、“清声宛转”等,轻细柔美。歌者一律为妙龄女子,词人多用“莺唱”、“莺舌”、“燕语”比拟,伴奏乐器多用箫管细乐、红牙拍板。宋人歌咏,不出感春、惜时之主题。明人“盖以辞隐谏”之说,实为臆测。当代学者或据以“发覆”,将“金缕衣”释为帝王的金缕玉衣,与皇位相联系,以为李觊觎帝位,杜秋作歌劝止,实乃牵强附会。     

“和莺吹折数枝花”考识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如何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创造,是有宋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王禹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其《春日杂兴》透露了个中玄秘,宗杜学杜又能融入己意,加以变化,最终追求自成一家,是其纵横两宋、影响颇大的主要原因.     

苏轼矛盾观探析

在中国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继先秦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当是两宋时期。如果说,《周易》辩证法代表了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的话,那么,两宋辩证法则是《周易》辩证法的全面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纵观两宋哲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代思想家几乎无人不研究《周易》。《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所收录的宋人研究易学的专著竟达五十八部之多,占该书所收录的上至先秦下迄清朝的全部易学著作的三分之一强。如此众多而杰出的思想家如司马光、张载、二程、三苏、朱熹、张栻、杨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南宋对金和战斗争中的主守派与赵鼎

一、问题的提出 两宋在对金和战的斗争中,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许多政治派别。据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靖康中,大臣言边事者为四说:李伯纪(纲)欲战,何文缜((?))欲守,李士美(邦彦)、吴允中(敏)欲和,自蒙亨(时中)、唐钦叟(恪)欲去。建炎、     

浅论山谷诗的模糊性特征

对于山谷诗的艺术,从宋代起就聚讼不休。有的赞赏:“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道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陈岩肖《庚溪诗话》)有的贬抑:“不过意稍新奇,终无甚意味。”(赵翼《瓯北诗话》)“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在赞誉和贬抑中,似乎能找到一个共同     

论李清照咏物词的艺术特色

求诸两宋词坛,咏物一体至南宋始盛.清蒋敦复云:“唐、五代、北宋人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在李清照之前,张先、晏几道、王安石、苏轼、周邦彦等人都有咏物之作,且不乏佳构,但他们缺乏自觉的咏物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咏物之作数量也不多。而在李清照的《漱玉词》中,咏物词占了四分之一,     

杨慎、王夫之与“诗史之辨”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为“诗圣”杜甫的诗叫好,也并非所有的诗论家都对杜诗为“诗史”说投赞成票。杨慎就是显例。其《升菴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杨慎将“诗史”说归于宋人的发明,可能是依据宋人所撰《新唐书》,《新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