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批判与调适：近代来华传教医师嘉约翰对中国医学的态度

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 Kerr)等在外刊上集中对中医展开批评,其目的不是客观地进行中西医学交流与比较,而是带着西方殖民的优越感和在华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来污名化中医。嘉约翰一方面批评中医不科学、落后,鼓吹西医的先进性;一方面又借鉴利用中医中药,为其医疗传教在中国立足和渗透打掩护。这种行为的两面性在外阻碍了近代中医向西方的传播,在内削弱了中医的话语权力,对近代中国医学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为例

关于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国内外虽已有不少研究,但从个案入手并凸显特异性、地方性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首次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的史实与影响为例,在依据大量第一手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行了专门具体的发掘,并从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来诠释这种关联的原因以及医药传教的客观历史价值.     

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

新教传教士初到中朝时,都采用了医学传教的间接传教方法。由于他们入国的方式和行为不同,中朝两国统治者分别实行了禁、驰的政策,基督教迫于清廷的严禁和防范而借助本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日后华人诟病;而在朝鲜宽容的环境下,基督教很好地融合到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命运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西医在中国本土化与职业化的谜题开解——读郝先中教授《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殖民扩张和医学传教的双重推动下,西医在中国的足迹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延展,并日益被中国社会接纳与认同,进而引起国家医学知识体系和社会医疗制度的重大变革。对于西医如何传入中国并逐渐获得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实现其本土演进、文化融合和职业尊崇而达到华丽转身,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有过研究。郝先中教授所著《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最具有代表性。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路的探索与新式女子教育的兴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祖国“病弱”之源、寻求国家自强之路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兴办女子教育的历程。经过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初，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法律的认可，从而为妇女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妇女彻底解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藉医传教与文化适应——兼论医学传教士之文化地位

基督教传教士藉医传教,目的在"教",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却是"医".藉医传教除了带来医学所具有的工具性特点,还有与之相关的人文理念、制度等.西医东渐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和层次,提示着近代中国文化调适的方向;西医东渐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显示了文化接触传播的常态性.至民国时期,西医人数仍然很少,但中、西医势力的转移已十分显著.     

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提出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等建设“幸福广东”几大重点工作。2011年初召开的中共广州市委九届十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张广宁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核心任务，把建设幸福广州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理解“幸福广州”的内涵，如何提高社会的和谐度和人们的幸福感来建设“幸福广州”？广州市第14期非中共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结合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畅谈了对“幸福广州”的理解，积极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霸道”医学派初探

金元时期,战争频繁,病疫绵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金元四大家精心研究前人的医学理论文献,且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从而提出各自的医学理论。其中＂霸道＂医学派——刘完素、张从正通过实践探索提出＂火热＂、＂攻邪＂理论。其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宝库,也留下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     

广州“十五”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抓好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推进城镇化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十五”期间广州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抓好上述各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广州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有利于增强广州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加速广州凸代化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     

清末“新政”与近代法学教育

在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的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1906年9月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的专门法学教育开始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了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背景;体制、学制与课程设置;教员与教学内容等。同时论及了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留学简况。     

晚清《大公报》医学广告视野下的西医东渐研究

明末清初,西医经传教士传入中国,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至晚清时期,西医东渐程度进一步加深,并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公报》（1902—1912）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报刊之一,是研究晚清社会的重要史料,其在晚清时期所刊载的大量医学广告充分反映了该时段西医东渐的史实与过程。通过对晚清《大公报》医学广告的研究,可以归纳出该时段西医东渐的鲜明特点,即新式医学学科的出现、西医医疗器械的传入及医院的大量创建等。同时,晚清时期的西医东渐也起到了促进中西医融合汇通、强化国人卫生观念及催生近代医学教育发端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远。因此,通过分析晚清《大公报》医学广告,可以为研究晚清时期的西医东渐提供一个全新视角,并呈现当时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立体图景。     

“内地会三女士”在新疆的游历与传教述评

中国内地会的三位女传教士冯责珠、盖群英、冯贵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泛围广大的巡回布道,其间曾四次因不同原因进入新疆游历传教。作为内地会在新疆境内活动的惟一的女教士团体,三女士交游广阔、著述丰富,是20世纪丝绸之路上特殊的旅行者和见证者,客观上成为了中西文化的桥梁。她们虽然意在传教,然其新疆之行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基督教义的传播,而在于日后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意义。     

“中国近代音乐史”教学浅谈

基于我校“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教学思路和教学要求,通过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针对作品的艺术表现,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     

近代中国“师夷”“制夷”索论

近代师夷”“制夷”理论经历了提出、实践、发展、完善四个阶段。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延缓了中国半殖地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封建制度准备了掘差人。     

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西医传播与近代中医

王旭东,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申遗专家。主编出版《中医美学》、《医史与文明》、《中医文化导读》、《中医养生康复学》等著作与教材。在中医养生康复、中医文献、中医文化等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培养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近代两广总督与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缘于西医传教士种痘、治疗麻风病人等医疗活动,但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政者并未将其上升到政府行政职能层面加以推行。穗港鼠疫中,西医防疫的先进性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官方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步举办公共卫生事业。然而由于近代广东时局动荡,政府人力和财力有限,对于公共卫生的举办有心无力,不得不借助绅商、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外国领事等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湘雅医学院与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

近代中国新医学的传入与在华的基督教会密不可分。以湘雅之首创者胡美(Edward.Hicks.Hume)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不光培养了近代医学人才,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更重要的帮助人们树立起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和文明观念。体现中外合作精神的湘雅医学院对湖南,对中国社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扩大到了公共卫生、妇女解放及近代化等方面。     

全科医生医学人文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培养大批合格的全科医生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的保证,而培养全科医生的职业精神和人文执业技能,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基层和谐医疗环境构建的基础步骤。文章结合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的办学定位、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依据江苏基层卫生人才医学人文执业技能现状,创新形成“S-3C”医学人文教育模式,探索全科医生医学人文教育的创新化、具体化、操作化和实用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