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契约视角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治理

心理契约作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治理中正式制度约束的补充和延伸,是公职人员和组织双方基于相互权利与义务的认知达成的一系列隐含、非正式的主观信念和互惠期望,它柔性规约和自觉调控利益冲突发生时公职人员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选择。公职人员通过自觉履行心理契约中价值认同、道德自律和规范遵循三个维度的主观责任,引导自身作出维护组织公共利益的价值选择。促进公职人员践行心理契约,还在于行政组织针对其主观愿望和心理需求,从环境支持、多元激励和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兑现责任承诺,激励其"利他"精神,避免"利己"倾向膨胀,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量,实现利益冲突的良好治理。     

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利益协调

法的价值主要在于实现正义和调整利益关系,作为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在功能上表现为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在价值取向上则表现为通过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调整,协调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民商新秩序.     

核心利益视角下中美国际战略取向的差异

中美两国核心利益的内容不同,且由内容反映出的特点不同,使得两国在国家的国际战略取向上出现明显差异。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国家完整、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和国家发展。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对安全的全面维护、保持美国经济强大、对普世价值的捍卫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内在、防御和维稳,并且宏观模糊;美国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外向、进攻与改变,并且全面具体。     

大学生社会价值取向与人格特征对谈判情境影响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表明,准备谈判的大学生采用证实而不是证伪的方法检验其对对方人格特征的判断;当缺乏对方人格信息时,大学生由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来形成和检验关于对方人格特征的预期。与错误一致假设相符,对对方人格毫不知情的自私的大学生谈判者询问更多关于对方竞争意图的问题,亲社会的大学生询问更多关于对方合作意图的问题;自私的和亲社会的大学生都采用验证性的信息搜索策略。     

从意识形态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略论我国国际战略价值取向的转换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 ,其主导价值取向也由意识形态至上转换为国家利益至上。本文从分析作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开始 ,论述了我国国际战略价值取向转换的过程及其理论和依据 ,并对 2 1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作出初步分析。     

边缘政治的生产:惠民政策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利益情感与行动取向——以P市S社区为例

本文借助质性研究方法,以P市S社区的惠民政策实际过程为对象,分析了社区居民的民生观念及其行动取向.在社会时空结构发生剧烈重组过程中,基层社区的治理结构受到基层民众情感和情绪的深刻影响.在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民生福利观念成为人际联系中的首要情感,但是这一情感也左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日益形成有条件合作策略、非暴力“找事”抗争策略、利用转型期的社会敏感性等主要利益诉求方式.     

对央行加息后续利率政策的取向分析——兼议加息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银行于2004年10月29日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此次加息是人民银行近十年来首次上调利率。本文首先从加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其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影响两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接着,本文从四大方面对人行此次加息的后续利率政策的取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它的变化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利益运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它将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阐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并从政治权威结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结构分化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可以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应对问题.     

对东欧剧变的理论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

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和一种制度。然而,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随着苏联"超级大国的哄然倒趴"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化的时代随之到来。该怎么来看待东欧剧变?本文将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解释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抗战剧娱乐化——溯源、影响与对策

国内抗战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电视频道,成为引人注目的电视文化类型之一,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独特景象.如今的抗战剧娱乐化现象日益明显,已呈现出类型化、模式化的泛化发展态势.抗战剧卸下了宣传教育的“包袱”,变为纯粹的娱乐品,自是有其内在逻辑.在探寻抗战剧娱乐化现象背后的逻辑时,可以发现这一现象不是受某一个单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而是多个主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民营企业发展与"双重结构变迁"——透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发展经济学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二元分割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分割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本文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证明,民营企业是30年来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它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要改造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仅仅按经典发展理论主张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提出考察与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应从渠道、资源、能力和社会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的思路。基于四个分析维度,构建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关系模型。企业应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承担有区别的社会责任方案,以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此外,本文还提出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通过提高承担社会责任水平,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满足相关约束条件的要求。     

新时代员工参与和规则导向对组织偏差行为的协同效应机制——基于合作型劳动关系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劳动者对参与权、尊严权和人文关怀具有更高的渴望,对互利共赢具有了更强烈的需求。新时代给实业者和学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激励和约束中寻求平衡点,促使员工在组织中增加积极行为,减少消极行为。从合作型劳动关系视角,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577名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利用多项式回归、响应面以及Bootstrap等方法探讨员工参与和规则导向对组织偏差行为的协同效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参与和规则导向处于较高水平以及程度契合时,员工具有更高的组织自尊和更少的组织偏差行为;与员工参与相比,规则导向水平更高时对组织偏差行为的抑制效果更好;组织自尊在协同作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视角下的惩戒权重构——对中国亲子法中惩戒权问题的思考

狼爸虎妈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子女惩戒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在处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惩戒权问题的厘清对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规制父母的惩戒权,切实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无疑是各国亲子立法追求的目标。通过对父母惩戒权及其法律规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在以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为视角进行惩戒权的重构时,不仅要有公法高度,也要有私法落实;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时也必须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对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认定——基于诉的利益要素的视角

法院在适用“对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条款否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时,存在着与“不具有利害关系”和“不属于受案范围”混用的现象。从文本分析可知,这3个条款分别对应着诉的利益的3个要素,在立法目的上应为平行规范。现行规范表述上的交叠导致法院适用时的困难,亦导致了对相同性质的信息适用不同的规则。此外,在裁判中还存在裁判方式选择不当与论证不充分等现象。因此,亟需在司法实践层面采用狭义的诉的利益,明确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为权利保护必要性,并以指导案例的方式加以确定,以解决实践中的上述问题。     

疫情下城市记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兼论社会结构变革的情境化

现代化使城市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社会风险.城市在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与社会成本远超乡村,对它进行解读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更是它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即从人的行为到制度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中国,伴随着8世纪开始的国家权力中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占据了财政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形成了新的城市社会意识.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产生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共同的城市社会记忆.疫情带给城市的考验是整体的,既有政府的权威,也有官员的作为,显露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并冲击着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管理的终端,社区继单位之后融合陌生群体,产生多重身份归属,使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在疫情中得到巩固.城市中风险地区的比较与划分也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风险意识和符号体系.疫情情境也创造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仪式操演产生心理上的共同记忆,并通过城市景观、物产、人文秩序法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完成从事实现象到象征符号的转换,促进国家认同的产生.     

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看,利益综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上最显著的分界点.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目前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综合分析模式无法解释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化.从实践上讲,这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中国政治特有的过程优势并不断改进政府过程,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政府实际运行过程的认知度,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