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弼《论语释疑》研究

<正> 1.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由于何晏无可争议的玄学创始人地位,后人往往先入为主,将《论语集解》划入玄学著作范围,然后从中搜寻编者关于“无”、“无为”,“自然”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何晏玄学思想。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一,《论语集解》出自多人之手,是集体编纂的官书,不是何晏本人的专著。据《论语集解》序,参加者除何晏之外,还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岂页)。其中孙邕,郑冲、荀(岂页)都是传统派儒家人物,不是正始玄学家。第二,《论语集解》绝太多数篇幅都是引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即使这些编纂者的文字全部代表何晏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也与汉儒无异。可以说,《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何晏玄学思想的代表作。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张凭《论语》注研究

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探微

起源于东晋的重玄学 ,至唐代而趋于鼎盛。基于重玄学破对待、求自由的意趣 ,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总体走势是在重玄双遣理路下解构“道”本体 ,继而经过对新的本体的几番探求后建立起“心”本体。解构“道”体 ,以初唐的成玄英为代表 ,他对重玄学的内涵有最深刻的界说 ,适用重玄精神也最为痛快淋漓。解构道体是重玄精神贯彻的必然结果 ,但本体的解构在道教修为实践上也有其危险 ,于是盛唐的王玄览等开始集中探求新的道体 ,以求为道徒们重新树立起修为之本。然而新道体的建构终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对“心”本体的建构。重建“心”本体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晚唐重玄学著作《大道论》和《三论元旨》中。从道本体的解构 ,到心本体的重建 ,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的主线 ,这一理论演化过程 ,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一魏晋以后,文学创作因受玄学影响而大开眼界,文学家受新宇宙观指导,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较以往深入得多,从而对文学的功用、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玄学发生于魏正始年间,此前有它酝酿准备的过程。汉末黄老刑名思想流行是为玄学的前奏。建安文学明显受黄老思想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气”论,即与黄老思想有关。“气”指先天气禀,是受道家气禀论的启发。刘劭《人物志》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九征》)“元一”即元气,“阴阳”为阴阳二气,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试析《论语》的动词思维——以“问政”为核心

以《论语》中九处关于“问政”的回答为例,介绍《论语》强调“如何做”而不是“是什么”这样一种动词思维的言说方式,并进一步分析动词思维这种言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论《论语》中“仁”的50种含义

国学经典《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需要现代人的接续与传承.“仁”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文章总结出《论语》中“仁”的50种含义,将其归为“方法”“道德”“功能”“性质”“内涵”五类,并指出分类时最有歧义和争论的地方、分类的意义.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论语》中的"角色期待"思想新探

传统学术对《论语》的研究主要从哲学、伦理学等角度入手,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论语》中丰富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思想,比如,道德期待优先是孔子角色期待思想的一个特点,仁是其道德期待的核心,仁的具体展开就呈现为各种具体的角色期待。各种具体角色的行为是儒家的“外王”一面,儒家对“内圣”方面的期待,则体现在成就理想的君子人格上。     

“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玄学。     

《论语》的语序

<正> 《论语》是先秦古文献中最接近当时口语的书,研究其中的语序组合形式,对于了解古汉语的句法结构特点极有意义和价值.现分别就其几种主要形式概述如下。一、《论语》的疑问句疑问代词宾语前置. 《论语》的疑问句,一般用疑问代词来表示,许多还搭配上适当的语气词。这种句子的疑问代词作宾语,都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作为一条语法规则,在《论语》中是严格的,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些疑问代词有何、谁、孰、焉、奚等。先看“何”字作宾语的情况。《论语》用“何”字组成的疑问句最多。“何”一般是指事物,含义是“什么”;指人     

主体的超越——《声无哀乐论》与嵇康玄学思想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思辨性的玄学论文,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自我超越。一所谓“音乐之体”的“体”,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审美客体。《声无哀乐论》从客观存在、生成本原、构成要素、本质属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音乐之体问题。其中生成本原是音乐之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都是由此决定的。与阮籍《乐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的观点相似,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