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论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

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公正的法治生命线作用体现在:公正能够增强社会主义法律制定的科学性,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实施的高效性,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监督的实效性,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自觉性。当前,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以公开透明为前提基础,以平等参与为关键环节,以权力监督为基本保障,积极推动公正的法治生命线作用充分发挥,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集大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与党、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治理、法治与活力、法治与改革、法治与德治等六个方面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提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揭穿“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理念,突出法治的人民性;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突出法治的全面性;以法治效能为导向,坚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安徽环境法治建设研究

环境法治是法治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将环境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就是实行环境法治。加强环境法治建设,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而环境法治建设是具有区域性的,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探索科学发展观与环境法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安徽环境法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安徽环境法治建设予以构建是迫切需要的,通过研究以期进一步促进环境法治的实现。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良好的法治环境、科学的监督体系,相比而言,法治建设是当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薄弱环节。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以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为前提,以增强法治意识为基础,以完善绩效管理法律制度为根本,以优化绩效评估为导向,以强化过程监督为保障,努力提升政府绩效管理法治水平。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市场推进型法治是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 ,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 ,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要构成,它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范畴相关但不相同。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夯基固本,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对人情社会的反思重构和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弥合转型中国的社会共识。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孔焕霞上、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内涵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所必然要求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主张,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民主进行国家治理的政治思想。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作为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论地方治理的法治基础

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法治的目标应当是其能够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植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中,以公平正义约束和评判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为提升地方治理法治建设的水平与绩效,须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以民主集中制形成并保障蕴含公平、正义的社会认同,构筑及强化科学、完善与高效的法治执行力。     

理性与正义 ——解读法治的要义与内涵

解读法治要义与内涵,当以理性与正义为中心而展开.法治是理性催生的制度产物,法治为理性内核,以理性为根本,将理性得到最大化的体现.然而,法治不应仅仅停留于理性的层面.它以追求正义为终极目标,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内涵,无论是程序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内涵,均体现了追求正义的踪迹.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