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廖平平分今古的二个重要论点

《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四期,发表了拙文《清代学术三大发明之一》,论述了近代经学大师廖平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平分今古文论。但囿于篇幅,廖平平分今古之论的两个重要论点未能涉及,而如果不了解今文经学祖孔子,古文经学宗周公;古文经学祖孔子早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之论这两个论点,就不能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但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汉书·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墨家,可能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并非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廖季平哲学思想与经学的终结

廖平思想前后经六变,但变之中有不变存在,尊孔宗经是廖平思想的核心。自谓“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篇》)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尊经为主。”(《孔经哲学发微·尊孔总论》)说明这是他始终一贯,万变不离的宗旨。廖平思想在三变以前,基本上是按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划分和路线发展的。四变以后,严格区分经史,认为经所讲的是哲学理论,所谓“空言垂教”;史所记的乃是历史的陈迹。因之在四变以后,他认为“新经”都是孔丘所造,甚至汉字也是孔丘的制作。孔经对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学术,无所不包。孔子为“神圣”,为“教主”,前知太古,后知百世。孔教及孔丘在世界上的地位超过佛、耶、回等教,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孔经哲学体系。廖平五变思想的代表作《孔经哲学发微》一书,最足体现他哲学思想体系的全貌。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豫变纪略》是记述明天启六年至清顺治二年“豫变”的一部专著。作者郑廉,字介夫(一作戒得),号石廊,晚年自称柳下野人。家居河南归德府城东四十里七松园大柳树下。他亲身经历了明末的社会变革,十五岁那年,李自成、罗汝才等农民军攻克归德府。他被俘于罗营,与农民军有过直接接触,后乘机逃走。清朝初午,他看到一些史书记述农民军在河南的活动,深感“野史所纪豫变之诬”,“是非颠倒,杂乱无章” (郑廉《柳下堂遗集》卷一《与李子金求序书》)。于是缀辑闻见,而成是书。乾隆八年彭倚华为此书写的《跋》文里说:郑廉所著《豫变纪略》,“深辨诸纪之传沩,为解后生之迷罔,虽古良史,不是过也”(郑廉《豫变纪略》卷八附《跋尾》)。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该书日益为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直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国内外学者有关论著引录的《豫变纪略》,多为三怡堂丛书本。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容不全的刻本。乾隆八年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为我们弄清该书刊刻及其内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犊鼻裈考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师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犊鼻,故以名云。”《史记》本传韦昭注;“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者矣,称此者,言其无耻也,今铜印言犊钮。”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吴越春秋》,越王服犊鼻,《广雅》衳,(?)裈也。《方言》无裯裤谓之(?)。郭云:裤无踦者,即今犊鼻裈。裯亦(?)字异耳。案《说文》(?)、绔踦也,《急就篇》颜注,裤之两股曰(?)。《玉篇》(?),裤档也。据此形制,但以蔽前,反系于后,而无裤裆,即吾楚俗所称围裙是也。”王之说,新版《辞海》“犊鼻裈”条亦承之,意觉不妥,当以颜注、韦注为胜。“犊鼻裈”即内著之短裤。     

廖平治学观点的若干考察

清末今文学家廖平早年喜好宋学,曾言“予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经学初程》)但不久由于对宋学的空疏不满,兴趣开始转向。自述“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闲偶读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同上)廖平早年对小学确实花费不少精力。张之洞在蜀任职时,廖     

廖平《公羊》学的特点

廖平认为,《公羊传》独守西汉今文经学家法,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著作。《公羊传》虽为子夏所作,实际上是经汉代经师增补而成。《公羊传》的主要性质就是保存了西汉今文经学所讲的"义例",所以多"非常异义可骇之论";廖平《公羊》学的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扬雄《法言》的文化守成主义

扬雄︽法言︾的文化守成主义杨海文《法言》是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前５３—１８）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拟《论语》而作的著述，针对思想界“众言淆乱”、“杨墨塞路”的复杂情形，要求人们“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扬雄这一“言重则有法”、“法而易言”...     

尊六室笔记(二则)

一今人之治古史者,即前贤所谓治经学也。治经以注疏为最要,欲通其训诂、名物、制度、文义,舍此无由入。又必须参之经典释文,以正音读,然后会之于清儒之说,以发其微。读清人著述,选一二名家,精心细读,并为之撰年谱或学谱,考其学问渊源,开拓眼界,且收由此及彼之效,庶乎可以博览矣! 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君问二著述之事,有成例可循固善;其当增损者,亦不必囿于前例。如历朝正史,多相因袭,顾《后汉书》之创党锢传,《魏书》之记职官,而加入姓氏,为官氏志,别创释老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晚清经学家。平生著述极丰,其学术思想经历过六次演变。首先,他一反两千年来的旧说,提出以礼制作为区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标准。继而,复以今文经为孔子所作,古文经为刘歆伪造。戊戌政变中,作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的基本观点,实多本于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然廖氏之创见,鲜为世所知,特别是对其三变以后之思想,了解或者研究者更少。为了发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刊特辟专栏发表李耀仙等同志的三篇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注意展开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讨论和研究。三篇中的向楚《廖季平学术思想之演变》一文,原题为《廖平》,发表于1946年左右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该文根据廖的著作、廖的门人弟子对其师说的记述以及当时学术界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评价,对廖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作了较详尽的述评。本刊对该文题目作了改动并略加删节后,重新加以发表。以后,本刊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谷梁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

关于《谷梁传》的作者和写作时代等问题，自古异说纷坛。本文拟就诸家之说，对此问题试作清理和判断。一、《谷梁传》不是刘歆伪作《谷梁传》属于今文经，但近代的今文学家崔适在《春秋复始》中却考定为古文经，同属刘敬伪作。书中指出：“《汉书·梅福传》，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格明，《后汉书·章帝纪》令群儒子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此于《谷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古文为刘散杂取传记而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航道《左氏传》，…     

《高僧传》校点拾零

《高僧传》十四卷,梁释慧皎撰。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和语料价值。我国佛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汤用彤先生为之校注(汤一玄整理)。汤先生的校注以《大正藏》为底本,参校众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不过由于诸多原因,有些校注尚可商榷。对此,前贤已多有论及。笔者近来亦通读数过,发现有些校点仍可进一步斟酌,今检得数则,以就正于方家。1.[僧]智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卷七“宋吴虎丘山释县谛”,第279页)按:“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莱之事,弥深悲仰。”不应为僧智“泣曰”的内容,而是作者的陈述,故标点改为:“[僧]智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莱之事,弥深悲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