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丁玲剧本的人物刻划

丁玲是小说家,但她对戏剧也很内行。她从小就喜欢看戏,也演过戏,后来她写剧本,写戏评,还当过业余导演。(见丁玲:《我与戏剧》)丁玲留下来的剧本只有四个,即《重逢》(独幕话剧)、《河内一郎》(三幕话剧)、《窑工》(三幕话剧)以及《战斗的人们》(电影短片文学剧本)。一九八三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丁玲戏剧集》,收了这四个剧本和她的部分剧评。丁玲的剧本虽然不多,但有她自己的特色,有成功之作,象《重逢》,演出效果很好,并很快被译成英文在印度上演;她所写的剧评也很有见地。但是人们在称道她的杰出创作业绩的时候,往往只注重小说,不提或很少提及剧本。诚然,她的剧作成就不能与她的小说嫓美,但也不容忽视,而应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地位。本文不想全面论述丁玲戏剧创作的成就,只就剧本的人物刻划谈点感受,做些评述,并以此做为对她的菲薄纪念。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孔乙己》命名及其“笑声”“粉板”的艺术处置

一篇优秀小说,无论里面所写的哪一笔,都应当是对创造艺术形象、表现主题思想有切实的价值的。作为“五四”时期辉煌战斗进军号角的短篇小说《孔乙已》,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孔乙己》从它产生之日起迄今,影响甚大,不少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工作者为它激扬文字,写下了大量的评介文章。但是,在“孔乙己”的命名及其“笑声”、“粉板”的艺术处置上,还谈得不多,虽有论及,却很少有专文从它们既独立又联系的关系处置上进行评述,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又正是小说吸引读者,使之心情激动、体味广远的妙笔所在。     

鲁迅《在酒楼上》结构的形式主义分析

《在酒楼上》的核心结构是“锁闭式”的对话结构,而其整体结构又具有“开放式”特征,并对理解小说的意蕴及其在鲁迅艺术创造中的意义更加重要。它实质是鲁迅精神困境的一种艺术展开形式,充分显示了鲁迅小说构思的巨匠特征。     

《韦护》与丁玲创作思想

纵观丁玲小说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长篇小说《韦护》一向被研究界所忽略:单篇的研究论文至今没有出现,而散见于一些论文、著作中的零星论述还很值得商榷.《韦护》面世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鼎盛时期,而它叙述的正是一个革命者及其恋爱的故事,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归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并进一步认为,由于丁玲“仅仅凭着一种期待和理想,就匆忙地涉入一个她并不真正了解的题材领域”而导致创作的“失败”.②重读《韦护》,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作品及作家创作思想的实际.本文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韦护》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认为.这是丁玲从生活实感出发,以现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从心灵写真的魅力看《沉沦》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提及郁达夫和丁玲的成名之作《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人们就会想到这两篇小说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有人说《沉沦》的问世“象缺堤的洪水,滔滔之势泛滥全国”,说《日记》的发表犹如向文坛“抛下一颗炸弹,引起震惊”。“不真不诚,不能动人”。《沉沦》和《日记》之所以能产生“维特热”式的时效和持久的感染力,主要是因为作者用心灵写真的手法坦诚直露地揭示人物的心灵奥秘,这种毫不讳饰的心灵写真甚至使得镇定自持的读者也难免为之欣然动容,由衷共鸣,真是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篇小说面世已半个多世纪了,两位作者也先后作古,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论鲁迅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拉开了现代小说向传统小说挑战的帷幕。本文所要论述的散文化倾向,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了体现。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表现了“题材的片断性和主题的集中性的统一。《狂人日记》是以日记的形式出现的,按题材它应属于散文(当然,也有诗歌形式的日记,但更是“情文”),把它运用到小说中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手法,便于把日常     

萧红《生死场》艺术手法新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才气有个性的作家,她创造了一个新的小说范本。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萧红的小说有些“特别”,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这些“特别”体现在小说艺术构成和艺术表现的方方面面,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特色、一种创新,这是对小说创作模式的一种探索。     

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丁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认为: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并能由此透视出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从《羊脂球》谈到《我在霞村的时候》

法国作家莫泊桑因发表了小说《羊脂球》而轰动文坛。《我在霞村的时候》与《羊脂球》有某些相似之处(决非重复),它的作者丁玲却因此而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诸如:歌颂出卖灵魂与肉体的民族败类;攻击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表现作者的阴暗心理;等等。虽然,在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丁玲的平反,《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得到了相应的肯定;但是,那些肯定似乎没有充分揭示这篇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笔者拟以莫泊桑的《羊脂球》作为参照系,谈谈对这篇作品的思想蕴含的理解。     

鲁迅小说的结构艺术

鲁迅的小说 ,以内容的丰厚和主题的深刻著称。但是作为艺术作品 ,鲁迅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结构 ,而且也特别善于驾驭结构艺术 ,用来表达深刻的主题。一为主题服务 ,这是鲁迅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原则。比如 ,《药》的深刻的主题 ,就是通过它独特的结构方式表现出来的。《药》由两个情节线索组成 :一条是明线索 ,即华老栓这条线 ;另一条是暗线 ,即夏瑜这条线。两条线以“人血馒头”为引子 ,交叉联结在一起。作品的主要篇幅都在明线上进展 ;写华老栓为了给爱子小栓治痨病 ,在秋天的后半夜带着多年的积蓄的洋钱 ,到“古轩亭口”去买人血馒头。直到…     

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市井小说

<正> 邓友梅与陆文夫都是在市井小说方面独树一帜的当代著名作家。从1979年开始,邓友梅把精力都放在了市井小说方面,尝试创作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他曾说:“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话说陶然亭》问世后,文坛震惊。紧接着,《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铁笼山〉一曲谢知音》、《烟壶》、《那五》等联袂而来。这一组独特的、充满耐人咀嚼的北京风味的市井小说,与作者的其他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了邓友梅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陆文夫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把苏州作为表现的艺术对象,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被誉为“小巷文学”或“苏州文学”。特别是《美食家》这部中篇,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市井小说的佳作,也是陆文夫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它与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作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民族特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民族特色刘传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是丁玲创作的里程碑、代表作，是她解放区十年生活的艺术结晶。小说自１９４８年９月出版，立即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史诗性的作品”，获得１９５１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先后被译成...     

一颗浪漫主义明星——《狂人日记》艺术谈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忧愤深广”,“表现的深切”,人们已经从多方面作了论述。而它“格式的特别”,体现在什么地方,艺术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长期以来,这个方面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1923年10月8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盛赞《狂人日记》是“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同时指出:“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新思想。”无论从思想与艺术哪方面来说,《狂人日记》都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作品。在思想上,     

略谈“三言”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可上溯至宋元话本,但长期以来,它们都以单篇形式流传,直至明代,才有文人收集整理,加工出版,出现了《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小说四种》等选本.冯梦龙的“三言”集白话短篇小说之大成,不仅对宋元话本进行编订、修改,而且对民间艺人编写的拟话本,也予以增删、润色,此外,还自己创作拟话本.由于冯梦龙的创造性劳动,“三言”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达到以往短篇小说所未能达到的高度.它为话本小说确立了某种审美范式,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     

重试锋芒:《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二

丁玲复出后，是新时间文学萌发之时，《杜晚香》是她。亮相”的作品，《“牛棚”小品》是她获奖的作品，它们诞生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毁誉褒贬，众说纷纭．从丁玲的创作心态去回答这个问题。《”牛棚”小品》应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艺术精品；而《杜晚香》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征，当时丁玲的创作心态尚未恢复正常，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1984年发表的《棋王》,曾经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我认为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棋王》,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艺术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 以此而观《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看好《棋王》的是小说的“民族性”。但是,《棋王》的真正文学成就则在于“民族化”。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阿城并不是单一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是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八十年代的读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看不出“外来影响”,已形成新的民族性。 本文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略谈《母亲》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

一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称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为什么列宁如此高度评价这本书,说它“非常及时”呢?为什么列宁没有从这本书的其他方面来评价(尽管它无论从人物塑造、结构情节以至艺术语言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处),而单单强调它是“非常及时”的,那末,它又“及时”在哪些方面呢?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商尔基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写作与出版这部作品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作家又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