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对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的翻译

五四时期对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倾注了高度的热情,从普希金到迦尔洵等均有翻译。着眼点各有侧重:普希金在于其开辟了俄罗斯近代文学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的崭新道路;果戈理在于其辛辣的社会讽刺;托尔斯泰在于其博大的人道之爱;屠格涅夫在于其以个性主义与农奴制批判为标志的时代色彩;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于其对家庭专制的批判激情;迦尔洵在于其对亲情的礼赞与理想的高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于其对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命运的关注,对多重性格的逼真刻画与对病态心理的令人震悚的解剖。     

"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谫论

“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本文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以及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文学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展开论述 ,认为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特征 ,而非本质特征 ,不能用以概括多元复合的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 ,而非历史的真相。五四传统文学观的准确表述应该是 :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

本文试从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入手,探泔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五四”时期自然主义文学接受热潮中的龚古尔兄弟

"五四"时期,国内兴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热潮,龚古尔兄弟也在此时日益为国人熟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相较于左拉和莫泊桑等人,他们并未获得国内文坛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由于前期传播者对他们过于片面和单一化的认识,学界普遍否定了龚古尔兄弟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     

朴素"民本"意识对五四文学的潜在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朴素“民本”意识为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了迅速认同的基础,但其本身的局限又导致了人道主义关怀很难切实达到精神关怀的高度,而是更多地停留在现世生存的物质层面。由对普通民众的现世生存的关注出发,五四文学从人的个性解放的呼唤迅速转向社会解放的诉求。这种面向平民的立场,同样影响了五四文学的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文学观。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重读“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论

“五四”时期妇女文论是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 ,对女性文学有多方面的思想指导。“五四”妇女文论的突出特征是鲜明的妇女问题意识 ,明智地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 ,男女两性共同的问题 ;妇女是文化的尺度 ,妇女问题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这些认识开启了女性的心智 ,提高了妇女的觉悟 ,使一些知识女性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选择了写作的生存方式。并以文学为中介传播启蒙主义和一切进步文化思想 ,以其所创造的新女性艺术形象具体阐释了妇女学理论 ,并且在妇女学理论与女性文学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前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德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这其中离不开他们的中介--翻译."五四"运动前,德国文学就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了.本文述评了德国文学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传播轨迹、特点及其意义.     

五四文学现实主义的缺席

文学研究会及鲁迅的文学作品常被认定为中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至今无人质疑。其实,这种广为认可的观点不仅忽略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的本质内涵,而且忽视了文研会及鲁迅之文学作品的历史使命,归其本质是对五四文学的错误定位。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挖掘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并剖析文研会及鲁迅之文学作品的深层文化内涵,再通过两者之间的细致比较找出本质差异,从而推翻“中国五四时期产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已有成见。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五四新文学与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并未像日本文坛那样形成典型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中国文学环境的独特性使自然主义经过改良后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的载体。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自然主义,是试图用自然主义来克服写实主义"不忠实描写"的弊病,将它的某些法则加以改造而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晚清至五四：进化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变革的影响

进化论思想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作为近现代中国"积极反传统"的理论资源,有力地促成了新文学的"发生";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和"古今"观念,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不同个体对进化论思想的不同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酿就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五四文学虽力求通过理性的觉醒促进情感的解放,但由于作为逻辑前提的理性缺乏足够的文化力量,结果造成了作家主体与形象客体之间精神意向上的尖锐矛盾,以及作家主体理性精神的内在分裂。五四文学始终未能从情感的迷乱中走出来,而且其情感主要表现为实体性的伦理政治情感,其主人公往往是缺乏创造生活勇气的"被动者"形象。这一切最终引发了对自我主体的怀疑乃至对理性信念的否定。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朱执信为个案的研究

早期革命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此对之漠然视之,此后则充分认识到其价值,积极参与这一运动。朱执信作为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中的佼佼者,五四运动后发表了一系列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其言论避免了不加分辨的否定传统的弊害,在保守与激进之间谋一中道,为国民党的改组作了理论铺垫。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见功力,至今仍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