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农村（基层）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以基层干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民生问题冲突的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化解农村农民的矛盾及“群体性事件”，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发展经济，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完善民主协商疏导制度；强化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办事。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演化阶段及其演化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的社会矛盾现状,将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演化定位于量变与质变(即消失、转化)两个方面.通过对社会矛盾演化的分析,将演化流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萌芽、发展、动荡、激化和消失转化),并进而确定每一个阶段的特征、临界点、演化标准等,构建描述社会矛盾的演化机制.     

浅谈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矛盾特殊表现形式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上升,规模日趋扩大,范围不断扩展,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标志性群体性事件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总结,对于有效预防和成功处置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     

包容性民主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当前我国已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现象,它是社会公众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非政治性的、合作逻辑下的非对抗性抵制行为。包容性民主,作为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新途径,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消融提供了一个解放性方案。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公共协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之道

体现平等性、责任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公共协商理念,能够使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处于平等地位,保障公众知情权,使政府和公众都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通过理性对话使群体性事件顺利得以治理。无论是＂四民工作法＂、民主恳谈会还是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都是对公共协商理念的成功运用。其核心要义在于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信息透明、开诚布公、对话沟通。     

化解利益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仍然有利益矛盾与冲突,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利益矛盾具有必然性,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利益矛盾问题,是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前提条件.化解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和谐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化解重在机制建设,一个结构完善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解决机制能够协调、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形成.     

群体性事件概念之名实辨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反映事件本身的真实内容。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实质是维权事件,反映了人们对宪政的诉求。把群体性事件改称群体性维权事件有利于解决公民与现政权的矛盾、维护宪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顺应时代潮流和充分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群体性事件之伦理辨思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个体利益受损与诱因发生、负面道德评价与人群聚集、良心拒绝与暴力反抗的组合,构成了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微观过程。以此伦理分析为依据,源头阻断群体性事件并有效消除其负面影响,不仅要强调社会管控,还要强调合法性、责任性、回应以及有效等社会管理核心价值的指导作用。     

西部地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机理探讨与预防消解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古老但永远新颖的人类现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基础剧变,社会阶层结构重组,利益格局重构和利益意识唤醒,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和观念分野,社会道德标准漂移和约束力降低,与社会巨变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浮躁和冲动倾向等,从而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特殊历史阶段。越是贫困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越不稳定。必须深入探究贫困与社会不稳定之间的内在机理,从而高度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社会不稳定的普遍性和多发性,进而有针对性地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预防和消解西部贫困地区重大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调研,探讨如何构建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问题.作者描述当前全国及福建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态势和特点,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成因,进而提出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思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难点与出路

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表达层面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困难重重.早在"九五"计划时,我们就已经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至今是"久推难转".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晋升制度的偏离、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以及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     

关于职业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矛盾对抗及对策研究

职业女性要重视自身的素质教育,提高体能素质;有关组织部门应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培养教育职业女性,挖掘其内在潜力;优化职业女性成才的社会环境。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社会结构、政府能力以及政府职能、政府财力、公务员薪酬水平等是制约政府官员规模的主要因素。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对政府官员规模的研究,要打破"数量屏障"的思维定势,理性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短期"适度从紧",有条件时"适度扩张",要重视调整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孟子“君臣”、“君民”关系主张的渊源再探析

孟子有关"臣可弑暴君"、"民贵君轻"的主张,大陆学界一般是从战国时期列国兼并战争,统治者争民心的民本角度去理解,然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孟子以孔子正宗传人自居的立论思路。而主张孟子上述主张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超越的认识,与孔子坚决维护先秦等级制的主张存在一定张力。因此,深入挖掘孔子"君臣"、"君民"的思想,揭示出孟子传承和超越孔子思想的理路,就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孟子思想精髓。为此,深入挖掘孟子"君臣"、"君民"思想的渊源,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最新发展态势、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海南感城、湖北石首、吉林通化等地相继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不良社会政治影响,事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分析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