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典模型的逃税行为理论分析

在阿灵罕姆和桑得莫逃税行为经典模型基础上,因循其假设条件,结合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以及纳税人道德心理因素,可证明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和逃税被查出后罚款率越高,则逃税程度越低,反之亦然。税率对纳税人逃税决策的影响则难以确定,但在超额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下,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加剧纳税人的逃税活动。考虑到提高被查出概率和被查出后罚款率的成本等现实问题,对税务当局而言存在社会最优逃税水平。为此,建议优化现行税制,加强税务稽查,规范稽查执法,培养社会诚信纳税意识。     

当前农村中富人当政问题浅析

农村中富人当政既有其有利之处,也有其弊端。一方面,富人当政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共同致富,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带领农民闯市场,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富人当政会加剧农村各种资源的集中,压缩普通村民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空间;为富人提供攫取财富的新路径,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同时有些富人当官图虚名、不理政,会延缓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近年来,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生成原因主要在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相对剥夺的民众心理、网络媒体的支持促动、富人群体的不当言行。应当采取以下对策进行治理: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分化;培育富者文化,改善富人形象;强化制度约束,惩处为富不仁;及时公正回应,快速化解矛盾。     

富人移民的原因及社会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富人移民的原因,发现现有的移民趋势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必然,并对其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包括财富分布、外汇储备、通货膨胀、就业、企业家才能及心理因素等方面。得出结论:富人移民无论是从世界经济还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都不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我国所处现状并非特例,也不必恐慌。     

纳税人的权利

一、纳税 :一个普遍匮缺的意识常有人指责国人普遍缺乏纳税意识 ,这话不假。我国每年偷漏税额高达几千亿。偷漏税主体当然是各类企业 ,特别是暴富群体中的个人。别的不说 ,仅演艺界明星们的逃税丑闻就早已是源源不绝的社会新闻。虽说暴富者在社会中始终是极少数 ,就是说 ,实际上可以实施逃税的个人在国民中人数极少 ,但人们对纳税的漠然态度却是普遍的。这漠然态度既表现在当一般收入者需要纳税时态度多被动 ,心不甘情不愿 ,也表现在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逃税丑闻不在意、不上心。至少此间人们绝不具有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纳税人的自豪感 ,…     

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依然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理论界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实践对我国有重要启示,应采取改革不合理的政策制度,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综合运用税收与社会福利手段调节收入差距;形成富人帮穷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的道德和法律机制等措施,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增值税逃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由于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如税收制度不健全,征收管理水平较低以及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薄弱等原因,增值税逃税问题比较严重。因此,仔细分析增值税逃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治增值税偷逃对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何以可行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在穷人求富和富人求安的心理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因而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政府在保障公民社会权以及大力实施社会救助方面的努力为二者的互释、互构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但要使二者的结合更加充分有效,还须强化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适当赋权于弱势群体,增强公民社会权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继续发挥司法等救济模式的作用。     

论当前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一些政府及其官员的失当作为;政府构造方面的缺陷;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超过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心理承受力的阈限;不信任的政治心理;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缺位等.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谈领导干部如何构建社会心理的和谐

当前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心理是和谐的,但随着客观形式日趋复杂,导致社会心理不和谐的因素不断增加,出现了许多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甚至起阻碍作用的心态。领导干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引导社会心理,促进社会心理的和谐:一是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心理和谐,二是以营造公平促心理和谐,三是以关注弱势群体促心理和谐,四是以改进工作作风促心理和谐等。     

社会转型期的财富认同和道德性财富

在社会转型期 ,贫富分化严重。出现了拥有财富的富人和生活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富人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但富人的财产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同 ,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富人的财富缺少道德性。道德性财富应具有正义性、增值性、他容性、阳光性四个特征     

腐败与社会稳定

没有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腐败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制约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社会混乱;引起社会整体道德滑坡;破坏法制;对社会心理稳定造成冲击;对接班人产生潜在而致命的危害。为此,必须加强廉政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体措施有：完善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廉政监督;加强立法和执法;建立高效灵活的反腐机构;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     

明清社会心理与拟话本小说的兴衰

社会心理的改变直接影响拟话本小说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尚利、尚情、尚俗的社会心理导致了拟话本小说的繁荣;明清易代,天崩地裂,救世、讽世、玩世的社会心理促使小说进入又一个高潮;而康熙以后,盛世光环下的高压避祸、经世、顺世心理使拟话本小说走向衰落成为必然。     

下岗职工不安定因素心理分析

下岗职工不安定心理主要表现为：自卑心理、牢骚心理、失落心理、怀旧心理。导致下岗职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心理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是下岗职工的需要未被满足，另一方面是下岗职工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低     

从因果联系的视角看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发展是造就社会和谐的原因,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同时,社会和谐又实现着科学发展,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不科学发展引起我国社会不和谐,其突出表现在:把量变当质变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人与自然严重不和谐;公平缺失,导致人与人不和谐;社会体制建设中的不科学导致社会生活无序.科学发展观是引领社会科学发展和走向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解决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民主法治体制对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保障体制,要建立起民主法治体制,必须深化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心理和谐及其实现路径

心理和谐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和谐本身的题中要义和价值追求。不和谐心理根源于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主观体验。当前,我国社会总体和谐,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现象,社会的不和谐反映到人的心理,就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心理的不和谐,如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感、话语权缺失的压抑与郁闷、价值迷失与心灵空虚、忧虑心理和不安全感等。促进社会的心理和谐,必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大力改善民生,不断夯实心理和谐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贫富论

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在今天,物质财富仍然是难以替代的超强力量。只要私有制存在,世界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平等占有财富的大同。现在贫富差距扩大是世界性现象,高科技产业和经济全球化使财富积聚更便利。中国现在不是富人太多太大,而是富人太少太小,需要有更多更富的富人。富人是社会财富的代表,需要他们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重点应放在问贫济贫上,加快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让穷人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抑制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按世界银行统计标准,基尼系数控制在0.3-0.4之间为合理的贫富差距,0.4则是个警戒线,一旦超过了0.4,就应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5,并继续呈扩大趋势,大大高出了0.4的警戒线.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近一半,而收人最低的10%家庭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两者的差距已相当显著.而且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必定会起作用,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部各省农村出现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即村干部的商人化与富人化。文章通过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推动了中部农村富人村治的兴起。富人治村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绩效不同,富人村干部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公共服务需求。基于此,国家应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注重对富人村干部进行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村干部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