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 后来居上——潘文国教授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文主要以潘文国教授相关论著为主线,对其近年来关于诗歌翻译、汉籍英译、美文翻译、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西方翻译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与评论.     

晚清译书与学习西方的深入

翻译西书是促使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手段。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学习西方的深入，不仅译书量不断增加，而且翻译的重点也随时而易。起初，以翻译世界地理书籍为主，继而转为以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为主，后来则以翻译西方的社会政治类书籍为主，以先后适应人们了解西方、求强求富、实行政治改革之需。     

汉籍外译对民族典籍英译之借鉴

在中国翻译史上,汉籍外译因其翻译的语境化、文化个性的保持和明确的目标读者而衍生出相应的翻译模式和策略。文章梳理这些模式与策略,并从符合时代特征的译作选择、与时代语境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原作民族基本价值的传递、以读者为指归的调控等几个方面,考察了汉籍外译模式和策略对于我国民族典籍英译的借鉴作用。     

辜鸿铭英译《论语》得失评

辜鸿铭是第一个独立和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和介绍儒经的中国人,《论语》的英译本是其代表作之一。他的译本流畅自然,并以西方式的表达方式和广征博引西方典故、名句的特点获得了广大西方读者的喜爱,但过度意译的缺点也使得其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文化色彩的丧失。总的来说,其译本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儒经西译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和地位。     

适应与选择——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亚瑟·威利之《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汉籍外译史上也是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一战"后至今是它在西方世界译介最繁盛的时期,其中经久不衰的作品之一当属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威利的译本。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剖析该译本在汗牛充栋的《道德经》英译中始终独树一帜的原因,认为该译本顺应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彰显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原则,符合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生态翻译标准并体现出汰弱留强、适者长存的生态翻译规律。     

谈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次问题——兼与张经浩先生商榷

张经浩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厚外薄中、主次颠倒的现象,并认为外国的翻译理论并不比中国的翻译理论优越,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研究中国的翻译理论为主。张先生关于“主次颠倒”的论断缺乏充分的根据。研究外国的翻译理论是有意义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以研究当代中、西方翻译理论和当今翻译实践的规律为主要任务;以研究早期的中外翻译理论和实践为次要任务。     

翻译研究概观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翻译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即 :翻译的标准问题、翻译的方法问题、翻译中文化因素问题以及西译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等问题进行了综述 ,展望了中外翻译未来发展的趋势     

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困境分析——以翻译文化战略观为基点

我国翻译事业近年来虽取得长足发展,却呈现厚古薄今现象,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泽介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文章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背景,从翻译文化战略观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困境及原因进行剖析,阐释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浅析英汉被动语态的互译方法

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频率较高,汉语中则不多见,所以英语被动语态在翻译成汉语时,更多情况下译成主动语态。根据英语和汉语特点,英汉被动语态互译有直译、意译等常见方法,也还有一些特例,翻译时要力求准确和灵活。     

语际翻译与文化翻译——兼论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语际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的语和原语两种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就中国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而言,只有交互使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色彩,才能使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的语料价值

汉译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内容覆盖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文体以散文为主,口语成分较高．译经年代跨度大,翻译年代较为确定,篇幅也比较长。因此《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尤其对于汉魏六朝时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适合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断代的或历时的研究。     

汉诗英译的审美取向--浅议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六首译诗

本文从翻译美学的视点出发,对唐代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的六首不同英译诗进行比较和分析,在赞赏译作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对某些诗句的译法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见解.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古诗英译研究的认知新视野

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古诗英译 ,认为古诗英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更是一种认知行为。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表述都与认知有关。具体说 ,古诗英译是一个有关原诗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认知语境趋同度大小的问题     

典籍英译的关联理论解读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被译成外语。典籍英译便是这种译介活动的一种,旨在将中国的典籍作品翻译成英文,以弘扬中国文化。关联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进而找到最佳关联并形成译文。因此,在关联理论视角下,译者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需要正确理解原文,寻找最佳关联并形成正确的译文。     

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

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晚清的汉译西书中很早就出现了西式标点符号。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首次强调了文章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此后，包括接受了西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相继在各种书籍中介绍并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初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