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四川通史》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胡昭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重修<四川通史>的出版,是四川社科界的一件大好事、大喜事! 重修本规模宏巨,是迄今学界分量最大的<四川通史>.原版<四川通史>(1993年出版)210万字,重修本扩充为400多万字,并增加地图、彩图和插图1000余幅.各卷均明显增加内容,如五代两宋卷,原版14章33万字,重修本增为22章61万字,可谓鸿篇巨著.此前所修有关四川通史性著作篇幅均不及此,如1988年出的<四川古代史稿>39万字,1990年出的<四川近代史稿>59万字,2002年出的<重庆通史>85万字.分量大即意味着资料增多、阐释加细、评论加大、内容更丰富.     

就新编《四川通史》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研究员

<四川通史>重修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称为四川史学界一大盛事.本刊编辑许丽梅最近专门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四川通史>编委会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研究员.     

“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29至30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伊犁师范学院协办的"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伊宁市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60多人,其中有3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民族和民族关系,以及文献资料等各个方面.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必将推动边疆史、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资本论》当代性诠释的哲学视角

作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之理论基点的"感性活动"理论,同时也是解读<资本论>的理论基点;<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感性活动"的辩证法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历史展开,是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的内在结合.立足于<资本论>内在蕴含的哲学批判维度,深度呈现其"历史哲学"蕴义,我们将不仅消弭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后期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所谓断裂,澄清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也将不再纠缠于<资本论>中的个别理论论断之有效性的无谓争论.从而深度呈现其作为历史哲学文本的批判立场及其当代意义.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学术界关于<水浒>中武松、石秀杀嫂所本<南史>潘妃事与元末潘元绍弟兄事二说,自有其联系和渊源,决不应是对抗之说,但小说之本事及溯源与历史考证自有区别.从小说讲,武松、石秀之"杀嫂"值得关注的是其性质和人物性格之表现,而文坛对<水浒>杀嫂故事的演绎亦正体现了思想的解放以及对人物性格表现的探索,显示出这类作品"世代累积"的创作轨迹.     

新疆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

按照<新疆通史>编委会的统一部署,2008年8月2～3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新疆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这是<新疆通史>计划组织的系列学术研讨会的第一个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社科院民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共30余人到会.<新疆通史>编委会主任吴敦夫先生、副主任王崇久、吴福环、苗普生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盛春寿先生等出席了会议并做重要讲话,<新疆通史>各分卷主编列席了会议.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知性的胜利

张梦阳先生的大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一)--宏观反思卷>(下简称<通史>)延引"原始资料"丰厚,对20世纪鲁迅学研究的每一微小的进展均是以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分析的出发点,建立起坚实的立论基础.     

宋元手工业史研究的集成之作--简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

由魏明孔主编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水平较高的多卷本中国手工业通史.本文仅对其中由胡小鹏著的宋元卷之编著特点、成就等,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介.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与历史决定论思想

从马克思对自我思想历程的回顾以及学术界"断裂论"的解读可以看出,于两年内写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体现了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内部张力,对"现实的个人"的论述是张力的表现,也是其原因.在写<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但使用异化"图式"还是囿于人本主义的框架,对人和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解答,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以及历史观的决定论思想依旧保持着抽象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现实的人的重新理解,基于对现实物质生产的内在向度--分工以及外在实现中介-生产资料的分析之上,既是唯物理解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又是探寻实现共产主义现实路径的立足点,还是确立其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尤其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基础.     

论《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是对老子道、物二元论的解释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是道物二元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宇宙生成论的阐释与发挥.太一与老子的道是同一个概念,道就是规律.由于老子"物形之"之"物"没有明言,庄子把"物"理解为气,而<太一生水>把物分别解释为水、气、阴阳二气.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以及天地未生以前只有水这一传统观念,及老子哲学重水的特点,导致了<太一生水>作者对"物"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影响了后来的道家学派时老子的解读.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理论创制的首次尝试.基于文本的历史构境与叙事逻辑,这一论文从政治学的视域提出"哲学的救赎"、"偶然性之维"和"原子的偏斜运动"与人的自由之关系,彰明青年马克思的僭越现实、追求自由特立之精神诉求.这既是我们的焦点意识,也是<博士论文>的真旨与价值况味所在.     

论《庄子》"物无贵贱"说之双重意蕴

<庄子>一书内在地包含着的政治批评和哲学创造双重意蕴,并非互相分离的两个不同向度.其"物无贵贱"说提供了理解这一内在关系的文本.就思想的秩序而言,庄子对于以"贵贱"对立呈现的等级制度的抗议,优先于认识论的"是非"之辩;而通过后者所达到的境界,为解构"贵贱"对立开启了来自主体的可能性.但其实现,尚需要将对"责贱"的解构,从认识活动转变为实践活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通过血缘纽带组织起来的宗法社会,不可能超越"人的依赖"关系,不可能出现类似现代平等的社会理想.因此,庄子"物无贵贱"说,虽然也保留着微弱的乌托邦倾向,但其主流不是通过"齐其不齐"去改变客观世界,而是改变主观世界,进达"不齐而齐".即一方面抑制物质欲望和追逐名利地位的冲动,修养以改变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活动,将"物无贵贱"发展为诗性表达的系统理论.前者是道德,进一步通达生死智慧,所以又接通宗教;后者是哲学,借助"寓言、重言和卮言"等诸种修辞方式的交错,开启如何"以道观之"的前景.庄子学的历史为研究中国古代"人的相同性"理论为何没有发展出权利平等的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路遇与他的又一部人口史力作

路遇研究员的专著<中国分不处区历史人口考>,近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人口史研究的领域,继他完成并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成果<中国人口通史>和<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之后,又完成并出版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     

建国以来月氏、乌孙研究综述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月氏和乌孙对古代西域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族史研究硕果累累,涉及到乌孙、月氏的民族史著作即达数十种:民族通史方面有翁独健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江应樑、王锺翰等分别主编的<中国民族史>[2].60年代,台湾亦有民族通史问世,如罗香林<中国民族史>、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和刘义棠的<中国边疆民族史>[3].     

《老子》是道、物二元论吗?——与张松辉先生商榷

张松辉先生在其力作<老子研究>中,把作为宇宙万有之本体的"道"界定为"规律",进而将"道"、"物"同举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并据此判定"老子是道、物(气)二元论者",这是值得商榷的.<老子>对"道"作了如下描述:"道"无名、无色(夷)、无声(希)、无形(微)、先天地生."道"显然具备无限性和无规定性的本体特征,其他任何范畴均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而"物"不过是形下之器."道"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特征一经确立,<老子>是道一元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论刘勰对骈文理论的贡献

齐梁时代,骈文创作风盛,但还没有一种普遍遵守的写作规范.作为骈语高手的理论家,而且又怀有"正文救弊"、指导时人写作的明确目的和强烈使命感,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其中,<丽辞>、<事类>、<情采>、<声律>等篇具体论述了裁对、隶事、敷藻以及调声等与骈文关系紧密的理论.尽管其言并不是专就骈文而发,但事实上其于骈文理论的创建之功是不可否认的,它对后世骈文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可谓之"骈文论家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