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试以清代而言,清初曹溶《流通古书约》对于古籍整理。流通的真知灼见,对今日古籍整理出版仍有启发作用;清中期宁波、杭州等地藏书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清末丁丙对文澜阁之重修、保护库书以及补抄,其功自伟。其他如浙江藏书家中有许多人创建藏书楼,其目的是为乡邦培养人才,这对浙江历史上人才辈出有一定的关系。至于如卢文弨的整理校刊之功,李慈铭的叙录题跋之力,对学术研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在考察浙江藏书史的基础上,结合以下三个问题,对浙江藏书家的功绩作一简单的评述。一、保存和传播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     

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考索与建议

藏书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尤其是浙江，自宋以来源远流长，著名藏书家、藏书楼迭出。至本世纪初，全国藏书楼以收藏之富称，有四家并列，即是湖州陆心源的宋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和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然而，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从湖州传出了一个足使中国学术界，藏书界感到震撼的消息：宋楼全部藏书以十一万八千元之价售与日本岩崎男爵的静嘉堂文库。对于宋楼藏书的“舶载以东”一事，汾阳王仪通曾有诗十二通记其事，其十一云；“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空，望赎文姬返汉关。”藏书家董康闻知此讯后初颇感疑，后经证实确有其事，十分痛心地说：“按陆氏《藏书志》（顾注：指《宋楼藏书志》）所收，俱汪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也，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累目。”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宋楼藏书虽然东流入静嘉堂文库已经８８年，但影响至今犹在。对于宋楼藏书之价值、出售经过与原因等有探讨研究的必要。     

阮元与诂经精舍

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先任浙江学政,后任巡抚,与杭州颇有渊源。他在西湖之滨、白堤尽头所创建的诂经精舍,在振兴浙江文教事业和推动晚清学术发展方面功绩卓著,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与阐扬。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任浙江学政时,曾在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文人学子编成了《经籍纂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及嘉庆六年(1801)①,阮元奉调抚浙,遂将昔年纂籍之屋辟为书院,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其中,颜其额曰“诂经精舍”。同时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     

浙江方志源流考略

浙江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目繁多,在中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浙江方志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无独到之处,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的考索。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     

明代浙江市舶司兴废问题考辨

浙江宁波,自古就是我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宋、元、明三代,都曾在宁波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然而,关于明代浙江宁波市舶司的兴废以及其它有关问题,《明史》等书的记载却很混乱。不但妨碍了我们对于明代浙江海外贸易的研究,而且也有碍于我们对明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实有必要弄清楚。首先是浙江市舶司的设置时间问题。《明史》卷七十五仅云:“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按:明州,即宁波。洪武十四年二月明州改称为宁波)、广东之州三市舶司。”并没有对它的设置时间作明确记载。征查它书,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记,“洪武初设市舶于太仓,名黄渡市舶司。寻以近京师罢,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四十也云:“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遂罢     

谈余杭发现的太平天国铜炮

一九七八年,在浙江余杭县安溪公社的大王庙河溪中发现一尊太平天国紫铜炮,炮身长八十公分,内口径五公分,重七十五公斤。铜炮十分完整,上有铭文四行; 浙江天省葆天义徐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拾叁年塘栖镇匠人沈(氵明)兰铸造塘栖镇跨运河,有长桥南北连接,是杭州附近的交通要道,商业颇盛。塘栖现属余杭县。在清代,该镇运河南属仁和县(今杭州市),运河北属德清县,镇的主要部分在南岸。安溪,清时属钱塘(今杭州市),有关口,称安溪关,是当时杭州通往嘉兴、南京的必经之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为代表的浙江史学派的形成,有其政治、社会等原因,但毫无例外,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例如黄宗羲有续抄堂,万斯同有寒松堂等.黄宗羲为学术研究还四出访书,曾得范氏同意破例登天一阁,“悉发其藏”得读未见书；又赴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抄书,后又得读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所藏图书,为其学术研究搜辑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藏书楼关系甚为密切.黄的弟子万斯同和后来全祖望等浙东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几乎都与丰富的藏书有关.故而,浙东学术和浙东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书,让生命永远燃烧的薪火

"抛开写作,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著有《藏獒》、《敲响人头鼓》、《环湖崩溃》等众多"大部头"的中国"藏地小说第一人"、知名作家杨志军如此定义自己。一般读书人的书架上大致有五种书:营造精神的书、提供知识的书、实用工具的书、打发时间的书、装潢门面的书。哪种书的数量多,即可证明他属于哪种人。而步入杨志军的书房,犹如进入一座精神的殿堂,唐卡、佛像、线装书,为数众多的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藏书,有四五千册之多,以文学类、哲学类为主,发黄的书页曾经伴随他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白石道人诗说》述评

《白石道人诗说》是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的一部论诗专著,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姜夔(1155?——1221?),字尧章,江西鄱阳人。后因寓居吴兴之武康,邻近白石洞天,号白石道人。他一生没有做过官,主要依靠友人的周济过活。但他性格洒脱,好客,好学,喜欢藏书,又喜欢到处游览。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于诗、词、音乐、书     

杭州秦望山在何处

历代杭州志书大多有秦望山的记载,但对它的确切位置,却相当含糊。搞清秦望山的位置,对研究与秦望山相关的的许多古迹史实是必不可少的。《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所载《秦望山考》一文谈及杭州秦望山,但可惜仅罗列了几条对其位置说法不同的资料,没有结论。归结现代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两类。一类如《杭州名胜大观》(浙江人民出版社编,1985年出版)说南宋时指将台山;另一类则将它移至六和塔西,如钟毓龙《说杭州》认为六和塔西的二龙头才是真的秦望山,其理由是“钱武肃筑罗城,自此山始。故其龙山门在六和塔西。”该书因此而断言,此山(指二龙头)当确为秦望无疑”。我以为杭州古代所谓秦望山即今之将台山,而且早在南宋以前,就是如此。     

很高晓松的晓书馆

正"暮春三月,春服既成。喜见径草晴翠,山樱如雪,趁取雅集于晓书馆,盼君莅临。愿以诗书相亲,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是高晓松的首个晓书馆,也是全国的第一家晓书馆。为什么是杭州?"我自己是杭州人,小时候经常来杭州奶奶家玩,对杭州感情很深。良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来到这里看到安藤忠雄这么美的建筑,一下就被击中了。"高晓松坦陈,被这里深深地吸引。馆内目前所有的5万册藏书,都是由高晓松亲自挑选的。高     

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

由滕复、徐吉军、徐建春、卢敦基、叶建华、杨建华六位青年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一书,终于在1992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浙江文化史》一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研究”的成果终结。自1987年该课题被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起,各课题组成员历经数年之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底完成了《浙江文化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浙江文化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了浙江从古至近代的文化发展史。它     

周越然与明清小说

俄罗斯新近发现一部我国久佚的清代长篇艳情小说《姑妄言》。此书中国仅周越然曾藏有一残本。周越然。浙江吴兴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上海的藏书家，在明清小说研究方面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以书话、随笔、论文等形式，不仅为后人保存了一批孤本、善本小说资料，而且提供了足资研究者重视和参考的学术论点     

阳明前的浙江心学

谈到浙江之心学,人们必然会想到明代浙江之王阳明(守仁)。阳明心学虽中经广东之陈白沙,而直接承继陆象山之立大本,发明本心之统绪,但其学术却有着浓厚的地方思想文化的基础,受到浙江文化自身的深厚的心学传统土壤的孕育和滋养。浙江乃心学萌芽地区之一,在陆九渊建立心学体系之前,浙江便有心学之思想和倾向出现,并且作为心学之先导,对象山心学的创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象山时代亦有浙江学者与象山为心学同调,相互切磋和发明,对心学之创立颇有贡献;以后象山心学又以浙江为其重要的传播地区之一。因此,心学于浙江在明代之前便已有相当发展,并且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从而为明代阳明心学的产生和创立准备了深厚的地方文化环境和思想基础。然而,这一问题却为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所忽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明代以前(主要是宋代)浙江心学的发展过程做一概述。     

《国朝杭郡诗辑》系列成书考

清代地方总集编纂、刊刻的兴盛是地域文学传统意识觉醒的一大表征。杭州为人才渊薮,以《国朝杭郡诗辑》系列为代表的郡邑诗选共同参与建构了杭州一地的地域文学传统。本文以《国朝杭郡诗辑》系列为基础文献,参考地方志、诗文集、诗话、年谱等文献资料,旨在还原《国朝杭郡诗辑》系列成书的背景环境与编纂、刊刻的具体过程,进而考察地方总集之成书与文化世家、私人藏书两大文化资本的密切联系。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潮》和《浙江日报》——与詹文元同志商榷

《浙江学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詹文元同志的浙省报业史辑录《从<杭州民国日报>到<浙江日报>》(以下简称《辑录》)其中提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潮》与《浙江日报》,感到无论在观点上、史料上、提法上都有些问题,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文革前出版的有关浙江报业史资料,也存在类似情况。如今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地方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最早的地方组织建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大”以前已有“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此,笔者曾著文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也有的同志说:“一九二二年,杭州、绍兴、宁波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五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月,中共杭州支部在皮市巷正式成立。实际上,她已成为全省党的最早组织领导中心。”这段介绍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现提出与作者商榷。第一,据目前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证实,浙江最早正式建立的团组织,应是一九二二年四月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书记俞秀松同志从上海来到杭州指导筹建的。(在俞秀松来杭前,当地已有一批团员,但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至今尚无材料说明这批团员在此前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述,当时在浙江还没有一个党员,更不存在党的地方组织。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