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温情与敬意: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文化态度

《论语新解》是钱穆先生在学术盛年时期著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虽定位为“通俗本”,前后却花去了钱穆十余年的时间,是探究钱穆治学态度的重要样本。“温情与敬意”是钱穆的文化态度,是其治学中最不能忽视的特点。或许不能纯粹从学理来看其论说的是非,因为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信仰。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这也是他一生的坚持。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钱穆的文化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

钱穆的文化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陈勇被学术界誉为“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不仅是一位以研治中国文化史而蜚声于世的著名学者，而且在文化学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本文拟就钱氏的文化学理论及其运用实践作一初步探索。钱穆的文化学理论比较集...     

封建制度与游士社会--钱穆史学观初探

文章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价值目标、基本内涵、治学方法作了客观的描述,指出,钱穆的史学研究,反对以西方历史规律剪裁中国历史,主张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切入点,方能真切地认识本民族历史真相,进而从中找到救国强国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本国历史发展的个性特征,强调正是这种特征开启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的本质差异.文章还对钱穆史学观的当代价值和启示作出了评价.     

论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强大感召力

（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几千年绵长的历史进程中，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我认为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所稀有的伟大贡献”。①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就是以统一作为基础特征的。因...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从诸子通贯到天人合一——钱穆人文思想的再认识

钱穆以传统人文思想为基础,以史学融通文哲,以情感贯通中西,以天人合一会通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样的"通"对当代人文学建设有重要的意义;钱穆晚年对天人合一的论述回归了传统文化天命、人性的和合缘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也是对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构想、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作出的突出贡献;钱穆的人文思想精华与不足共存,其情感皈依在民族,其学术指向在华夏文化的更迭发展,这些人文思想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中华夏文化的处境与命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3．“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无锡举行

2005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10周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国内举办尚属首次。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4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媒体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论钱穆的“人文演进”观

“人文演进”作为钱穆学术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代表了钱穆的人文思想观。在总体上,他认为人文由自然演生而出, 人文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 而且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 是自然展演之最高点;同时,相应于人类的自然则为人文化的自然,由此而推出文化三阶层说。人文演进观还体现了钱穆的历史哲学和天人合一观,并展示了钱穆的儒家人本位的人心、人生说。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现代化”、“工业化”的论争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取向

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时期三大文化派别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集中于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解答了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问题①，那么，这一历史时期关于“现代化”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的讨论，则把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从文化取向拓展到经济取向，从而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和工业化道路的认定。一、“现代化”的讨论：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在中国，“现代化”一词是在二十年代出现的。柳克述所著《新土耳其）一书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其指义亦较显明。胡适在为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所写（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接受现代化…     

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